成立这个协会，还能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创造一个平台，便于他们和中共一起参加同外国政党的交流，以更好地体现多党合作。

　　作为创办者之一，乔石一直十分关心交流协会的工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多次会见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在一次会见后，他对我说（我1993年底调任交流协会任总干事），交流协会要多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方面专家同外宾座谈。他们有切身体会，谈经济问题、宗教问题、台湾问题都谈得很好，让外国人能听得进去。

不要再搞论战

　　从80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对此，中联部积极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中央政治局也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

　　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

　　乔石要我就苏东剧变及我们应采取的立场这个问题谈一谈。我介绍了我所知的一些主要观点，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来信说，对苏共解散十分气愤，要求我们党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批判社会党，坚决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

　　乔石说：“苏联剧变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有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苏联内部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内部批判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点名。我在一次会议上建议不要点名批判，否则就是再搞公开论战了，论战会引起很多麻烦，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主要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对外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最后，他说，今天只是交换看法，不要外传。

　　1993年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外宾。会见前我陪中联部领导做例行汇报，江泽民告诉我们：“你们的材料，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了，很好。再也不能搞论战，搞政治运动了，否则就要亡党亡国。”

我的良师益友郁文去了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他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我问，是否想写一本党史。他说：“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

　　他还告诉我：“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们对革命往往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总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却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还是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去中联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接着，他又回忆起在中联部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你记得吗？那时住在中联部大院内，每天天蒙蒙亮，大家走出大门在河边跑步，总有百来人。我和老吴（指吴学谦）也每天相约加入这个队伍。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我应郁文之邀，参加了乔石文集编辑组。2012年6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出版发行。此后，编辑组又开始筹备乔石的第二本着作，内容是关于“改革和发展”的。

　　2013年1月上旬的一天，郁文和我们编辑组成员一起吃饭。那天她很高兴，谈笑风生。

　　没想到，十几天之后，我突然接到编辑组组长陈群的电话，说郁文已病危住进医院。更没想到，又过了几天，就接到噩耗。1月28日，她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视她为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更让我感佩的是，相识近半个世纪，不管地位如何变化，她待人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