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制度下,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豪奴悍仆,属于一种奴隶制残余的畸异现象。
一些原本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奴仆,竟然依附豪门权贵,倚势横行,招权纳贿,不仅缙绅争与交权,甚至相通姻好,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藐视朝廷官员的严嵩家奴
《明史》载,嘉靖年间,首辅严嵩柄政二十年,操纵国事,吞没军饷。其子世蕃贪虐索贿,卖官鬻爵。严氏父子不仅权焰熏天,连其家仆亦仰仗主子权势,为非作歹。
严嵩的心腹家奴严年(一作严永年),署号“鹤城”.不但招权纳贿,而且与朝中官互与赠诗文,敬若宾主。史称“其奴严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数其通贿赂行诸不法状。同年五月,严嵩致仕归里,严世蕃谪赴雷州卫,严年亦被“锢狱退赃”.
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严世蕃未到雷州,至南雄而返,并在老家大兴土木,修建馆舍。“会袁州推官郭谏臣以公事过嵩里,工匠千余,方治园亭,其仆为督。”面对袁州府负责勘问刑狱的官员,督工的严家奴仆“箕踞不起”,大不敬。当有役工用瓦砾抛掷戏弄郭谏臣时,其不加制止,甚至嚣张地叫嚷:京城衙门长官、六科要员、监察御史排队等候在主人门前,吆喝一声,谁人敢动!这算哪根葱?
结果,郭谏臣据实揭发,上报御史林润。林润上疏,弹劾严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数严氏父子诸暴横状。其中,奏疏提及:“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尽管豪奴严年的贪赃未详,亦可知为数不少。
关系网严密的张居正仆人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首辅张居正怙权十年。其心腹家仆游七,名守礼,署号“楚滨”,仗势用事,贪赃弄权,颇作威福。连朝中大员、边帅,以及宫中太监,皆尊称其为“楚滨先生”.《明史》称,“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游七祸藏机心,一方面用赂遗钱财来买官为幕职,“至冠进贤”,改换自身地位;另一方面,与朝中大臣“因修僚婿之好”.当时,都给事李选,娶游七妾之妹为侧室;另一给事李宗鲁,亦娶游七妾之姑。可谓苦心经营其关系网,营私谋利。
张居正死后二年,遭削夺,并籍没其家。游七也难逃厄运,亦被言官弹劾下狱。不过,沈德符在书中十分讶异,游七“其后与徐爵同论斩。爵死已久,闻七尚至今在狱中。当其盛时,无耻者自屈节交之耳”.
此外,张居正在位时,“清邮传”被作为其一大政绩。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者黄仁宇指出:清理整顿官方驿站,“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凡家属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抬行李的夫役”.在严厉整饬之下,偏偏张家奴仆恣意妄为,究竟张居正属毫不知情,抑或包庇纵容?也就不得而知了。
当大官成富翁的豪奴悍仆
清代,世宗雍正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恃出师有功,骄纵自傲。其奴仆亦因势张狂,公然欺侮朝廷官员,恶意滋事。《清史稿》录有“羹尧奴辱咸阳知县”句,虽片言只字,却令人感到横暴凌人的势焰。
《清史稿》载,“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桑、魏二人仅仅是年羹尧的心腹家奴,贴身随从,只是跟着主子从军出师,根本不用冲锋陷阵,也不用浴血厮杀,却分别捞了个二、三品顶戴。尤其是魏之耀,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其主子一倒台,他也跟着倒霉。一查,居然还贪污了十余万两银子。
清高宗时,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其家奴刘全,外号刘秃子,利用其主子的关系,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暴发户。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刘全拥有房屋一百余间,当铺、药铺、账局数座,白银过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1786),“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僣,造屋逾制”.刘全家的房屋奢华僣建,超越等级标准,当时属砍头的罪。乾隆皇帝接到弹劾的奏章后,下令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曹锡宝。可是,当实地察勘刘全的房屋时,却发现其房屋已经改建,并未“逾制”.结果,曹锡宝因此“获谴”.
直至和珅倒台后,此事才被揭穿。原来,当年曹锡宝上疏弹劾时,被其同乡吴省钦知道。吴省钦是乾隆癸末进士,和珅时任主考官,想了法子让吴省钦中的进士。由于这种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吴连夜跑去承德,给和珅告密。和珅当即赶回京城,安排其家奴刘全,当夜把逾制的房屋全部拆毁重建。
当时乾隆皇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过七十大寿。曹锡宝的弹劾奏折要从京城送往河北承德,待到皇上看见奏折后,才下令传问查勘。于是,打了个“时间差”,也就没有了逾制这回事。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和珅主仆居然沆瀣一气,上演了一出欺下瞒上的丑剧。
诚如历史,然亦非历史
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六,上诏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其中,第二十条罪状:“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见《清仁宗睿皇帝实录》)
刘全与其主子和珅同时入狱。和珅在狱中自尽后,刘全被判斩立决。行刑前两天,其被狱卒泼水,活活冷死于狱中。
对于豪奴悍仆的种种劣迹,无异是人神共愤。明清之际,在民间流传的小说、戏曲中,不少作品表现了豪奴悍仆的丑陋形象。其中,流传较广的通俗小说《海公大红袍全传》(六十回),清代无名氏撰。书中描述严嵩的家仆严二,依仗主子权势,重利放债、盘剥索债,甚至谋夺民女为妻,鱼肉百姓;以及收受门包,索贿纳贿等等,无恶不作。尽管属文艺作品,却充分表达了广大民众的憎恶与愤恨。
最好的例子,则是明代万历间发生的“民抄董宦”事件。
万历四十四年(1616),曾任湖广副使的董其昌,称病退归故里。在其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占有良田万顷,财势显赫。其家仆陈明仗势欺凌农户,恣意封钉民房,捉锁男妇,逞凶作恶。结果,引起公愤。松江,上海,青浦等地民众万余人,不期而集,焚毁董家以及豪奴陈明的房屋,张贴偈纸,声讨董家主仆的恶行。当时,号为“民抄董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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