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痕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位当时在西南地区屡屡发表诗文的赵令仪确实与黄裳毫无关系，而是继鲁迅、黄裳之后第三位使用赵令仪之名的文学作者。

　　根据李一痕提供的线索，我果然在闻一多1945年的一次题为《艾青和田间》的讲演（原载1946年6月22日上海《联合晚报》副刊《诗歌与音乐》第二号）中看到了赵令仪的名字。该文的前几段是这样的：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去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的讲演，在这讲演之前，两位联大的同学朗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听众们都很激动，接下来，闻先生说：）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些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笑。）

　　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笑。）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大笑。） 可见赵令仪即便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一定与闻一多走得挺近，不但听过闻一多讲诗，并且曾经颇受闻一多的赏识。

　　闻一多讲演中所念的赵令仪的诗，是长达四十三行的《马上吟--去国草之二》（原载1942年4月20日昆明《文聚月刊》第二期）。该诗开首就吟唱：“停马于祖国的边疆上，我们守卫着祖国的门”, 笔调活泼轻快，抒写了青年战士倚马持枪、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豪情，正是发表于《文艺生活》的散文《去国草》之续篇。闻一多选编《现代诗抄》的时候，曾将它全文收入，并且在编排上相当靠前，全书收录诗人多达六十五家，赵令仪被排在第十九位，而像王独清、沈从文、废名、戴望舒、林庚、徐迟、苏金伞、何其芳、艾青、穆旦、田间等众多知名诗人，均列其后。尽管闻一多1946年发表这篇演讲时观点有所改变，但对赵令仪的欣赏还是溢于言表。

　　当时活跃于昆明文坛的魏荒弩，晚年写的回忆文章《死者长矣--悼诗人缪白苗》（收魏荒弩《渭水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第94-95页）里，也提到了赵令仪其人--

　　四十年代中期，闻一多先生忽然对抗战时期的新诗发生了兴趣，并多次发表精辟意见。有一次，闻先生在一个会上讲《诗与批评》，招来了不少文学青年去听讲。会后，友人赵令仪将所作的记录稿交给我，想在《枫林文艺》上发表。不巧这时《枫林文艺》正在停刊改组，拟议中的《诗文学》还没有准谱，我遂将稿子寄给了在重庆主编《火之源》的一痕。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为争取民主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以朱自清先生为首的“闻一多先生遗着委员会”公开征集闻先生遗着，我便将发表在《火之源》丛刊（1944年9月1日）上的《诗与批评》寄给朱先生。从而，使闻先生的这篇讲话得以流传。

　　魏荒弩的这一说法，我在去年1月17日与李一痕通电话时，也听他说过。魏、李两位老诗人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赵令仪与闻一多关系之密切。闻一多论新诗的名篇《诗与批评》一文之“得以流传”,魏荒弩设法将它发表、继而又主动寄给“闻一多先生遗着委员会”固然重要，但赵令仪的记录更是功不可没，倘若没有他的现场记录，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可惜该文被朱自清等人编入《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没有注明系由赵令仪记录，致使他的劳绩长期湮没无闻。

　　至于赵令仪的其他情况，至今未能查到翔实的资料。即如是否西南联大学生的问题，当年与他有过交往的文友也说法不一。

　　李一痕回忆说是，而魏荒弩只提“友人”,未及其他。编发过《马上吟--去国草之二》一诗的《文聚月刊》主编林元，当年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学生，他在回忆文章《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载1986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中，提到该刊的作者队伍时，把赵令仪列在“联大校外的作者”的名单里。

　　最近，我还求询过如今健在的当年西南联大文学院学生、老诗人许光锐和许渊冲。许光锐在电话里回答我“不知其人”,许渊冲则复信云：“我不认识这个联大同学，查了一下联大文学院同学录，还有参军的名单，都没有见到这个名字。”（2013年1月8日）另外，李光荣、宣淑君编着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12月版）一书中，有“赵令仪似是云大学生”之说（见该书第237页）。

　　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蒙树宏专门查阅过《云南大学校友名录（1923-1993）》，并没有看到赵令仪的名字。综合上述各种情况，我以为，赵令仪或者是昆明某个作者署用的一个笔名，或者是当时昆明某一大学的学生。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热爱祖国、富于激情并勤于写作的年轻诗人，在当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大潮中，他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战斗诗篇，作出过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