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历史，是希望找到问题出在哪。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我认为在于找到失败的教训。

　　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史实一抹黑、史观粗暴化。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读+:为什么想到从张之洞档案入手？

　　茅海建：我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说四处奔突。现在我重点研究张之洞的档案，就是希望从这个“兼具两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对于复杂历史谜团有所帮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档案材料中穿行，经常能够体悟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忧乐，长处短处。

　　读+:你治戊戌变法史，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哪些还有很大疑问？

　　茅海建：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

　　其次，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

　　我们还注意到，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我这些观点，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些确认、补证和修正。

　　我要强调的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初六日亲政，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对于我来说，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一位是王文韶。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

张之洞曾以最高礼待梁启超

　　读+:张之洞与康有为，为什么从交谊竟至决裂？

　　茅海建：以前的历史观念，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认为改良太过温和。戊戌变法真相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103天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梁、谭等人太过激进，甚至是冒进。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刺激慈禧。

　　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没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出示经他篡改的光绪“密诏”,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这种做法陷光绪于危险境地。

　　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康有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

　　读+: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

　　茅海建：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还只有24岁。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贺客盈门。张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宴至二更，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我看了那么多“张之洞档案”,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但是梁启超仍以要办《时务报》辞之。张之洞不以为忤，一遇到机会，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

　　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变态度。

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远见的政治家

　　读+:你怎么看待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

　　茅海建：首先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普通人，你看他被召入京辅政时，那种畏首畏尾、拖延抗拒，那种害怕揽事、害怕进入政治漩涡的心态。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态复杂，不像我们觉得入京辅政是天降大任，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

　　戊戌政变发生后，张在悲痛之余（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被杀），私下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康党”在当时气氛下是很严重的罪名。黄遵宪很早就与张有过从，张曾经为黄的仕途铺过路。后来黄遵宪在奉旨处理《时务报》纠纷时，表现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张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谅他。政变后有人想推举再用黄遵宪，征求他的意见，他用“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刻薄的词语形容黄遵宪。当然，人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为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就给人下定论。

　　读+: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张之洞的成就？

　　茅海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

　　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

　　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