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先生，从他的脸庞中，我看到了深情的眼眸。

　　当晚，我们立下了一个誓言：无论再怎么苦、再怎么穷，我们都要尽力维持这桩婚姻。

只要往下一跳……

　　1985年的圣诞节，先生决定赴香港“考察”,看看当地是否有让我们发展的可能（说好听一点是考察，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准备逃跑）。

　　“明利，一个人在家过节做什么，我们去参加Party吧。”一对夫妻看我孤单一人，邀我一道去玩。

　　家中的水电因没钱交费被剪断了，工人也辞掉了，先生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中摸黑度夜，的确非常可怕。

　　party的主人是一个面粉厂的老板，他的家又大又气派，大家站在顶楼的空中花园举杯互道圣诞节快乐，为了不破坏气氛，我也佯装着一副笑脸，心中却在淌血。

　　俯看着街道上的车辆来来往往，我突然心生一念：“只要往下一跳，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这是我第一次兴起自杀的念头，回家后，面对黑漆漆的屋子，心中害怕极了。于是，我打开家中的酒柜，一瓶接着一瓶地喝，为了壮胆，也为了抹去心中的痛苦--从小到大，这是头一遭我喝醉酒。

　　“为什么老天爷要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既然让我那么红，为什么又让我面对这么大一个经济困难？”

　　白天，我努力寻找客户；夜晚，我借酒消愁。这样的日子一直循环着，直到先生回到了新加坡。

　　而那些自称是我“好朋友”的人，不但不帮我，还袖手旁观，在背后说了好多难听的话，让我感到更加无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台湾拍戏虽然有戏酬，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拼命做保险就成为最快、最有用的方法。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拿第一，拿了第一之后，银行会对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有办法还钱；拿了第一之后，肩上的重量就少了一些。

　　此时，台湾邀我拍录影带、当主持人，酬劳相当不错。说真的，我的确很需要这笔钱，也知道当主持人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必是川流不息的演艺合约。但是，如果我离开新加坡而留在台湾，先生又怎么办？人家一定会揣测，“明利是因为婚姻出了问题才回台湾”,这么一来，保险事业岂不是也完了

　　“回去吧，再怎么苦，都回去和先生一起熬吧！”

　　回到新加坡，“朋友”们告诉我：“你真笨，又没有小孩，何必在这边熬，做保险是没有‘钱’途的。”

　　“难道，你们要人家说台湾来的女生最势利，丈夫风光的时候就跟着丈夫吃香喝辣，丈夫不好的时候就拍拍屁股走人吗？”我反驳他们的话。

　　此时，也有些朋友鼓励我：“明利，夫妻就是应该同甘共苦，很多人都曾经欠人家钱，只要你能够爬得起来，就没有问题。”

　　是的，从前人家认为我三个月就要打道回府，我还不是风风光光做了四年，没丢自己的脸？朋友们不买我的保险，我还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市场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站起来，而先生更是全心全力帮助我争取业绩。就这样，夫妻便同心协力，勇敢向前走。

借衣公主

　　1986年4月，我因为1985年业绩第一名上台领奖。由于这是我事业上的大日子，丈夫觉得我应该穿件新衣服领奖。当时，我们因为经济的窘况而没钱买新衣服穿。正巧，先生的朋友在外国买了一套衣服，想托我寄到台湾给他太太。知道这件事之后，先生建议我把这套衣服借来穿。

　　“没有新衣服就算了，为什么要穿别人的衣服，我才不要！”我执意不肯。

　　“你一定要穿上这件衣服，”先生心疼地说，“现在你穿上它照相，以后当我们看到相片时，才会永远记得这是我们一生最惨的时候。”

　　当天晚上，我穿上这套衣服上台领奖，看着台下的同事，我心中感慨很多，不知道自己隔年是否还会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说了一句话：“我很高兴拿到这个奖，也会尽我的努力保有它。”

　　当时，我大方地穿着这套衣服和先生合照，照片上的我依然笑脸迎人，照片下的我却满心苦水。至今，这张照片还留在办公室里，时时提醒我不能稍有懈怠。

　　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保险救起来的，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后辈，当他们遭遇到困难时，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有借口做不成保险，就想想我们吧。我们在六亲不认、朋友中伤、庞大的负债压力这么惨的情况下都做得起来，你们的情况有比我们更惨的吗？”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可以拼这么多年，我想原因无他，只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到绝境，还没有到山穷水尽，还有借口给自己，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而我，选择了保险，全力以赴，终于绝处逢生。

　　1987年，我再度成为第一名，领奖台上的我光芒四射，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时候我和丈夫的口袋里只剩下15元坡币，我还跟秘书小姐借了300块钱。有一次我去看客户，回程时发现身上的钱已不够计程车费，又因为怕被人笑而不敢去坐巴士，只好从客户那儿提着重重的公事包走回公司。那一阵子，手心因为拿皮包拿到长茧。这种苦，非身历其境不能理解，我也只能在自个儿心里熬。

　　虽然年度业绩第一，但是，每个月光还三四方的利息就令人吃不消了，薪资总是还没在口袋里放热，就贡献给银行。唯一的一部车，四个轮胎都已经被磨得光光的，曾经想要卖车取款，但是，为了安住债务人的心，我们连首饰都当掉了，就是没有把车卖掉。

　　在新加坡，如果要进公营当铺当东西，需要拿两个人的身份证。为了还钱，我把订婚戒指、结婚戒指等所有的首饰都当给了私人当铺，仅剩腕上的一只手表。后来因为私人的利息太高，先生决定把手表拿去公营当铺当掉，看着他走进当铺，我再也忍不住在车内嚎啕大哭。

当了这只手表后，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自杀的念头两三天就在脑海中盘旋着，数不清有多少次，我跑到35楼的楼顶想着：跳吧，只要这么一跳……

　　促进我想自杀的，不是纯为经济的压力，而是人家在背后所说的风言冷语，曾经数次，我在遗书上写着：如果我死了，绝对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我受不了流言。

　　当我决定狠心一跳时，脑中却浮起了母亲慈祥的面容。是的，如果我死了，最难过的一定是母亲，为了母亲，为了疼我的先生，也为了自己，我一定要撑下去，绝不能让朋友看轻。

　　常常，当我前脚才离开所拜访的公司，耳边就传来了“你知道吗？她先生欠人家好多钱”“她用××方法做保险”……这些流言中伤过好面子的我，现在，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行得端、坐得正，别人讲什么是别人家的事。”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