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唐伯虎形象

　　高考刚刚过去，河南替考事件还在持续调查中，其实在历史上，有两宗科考公案轰动一时，一为“南北榜案”,一为“唐寅案”.

“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奉诏与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当年会试。由于所录取的61名进士全部为南方士子，北方士子没有一个被录取的，“北士”群情激愤，“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朱元璋得知后十分恼怒，命刘三吾、侍读张信等人复查试卷，更改皇榜，增录少量北方士子以平息风波。湖南茶陵人刘三吾耿直狷介，刚正不阿，认为自己是照章行事，公正无私，问心无愧，坚称：“会试榜次已定，擢录者名副其实，不可更改”,拒不更改皇榜。而张信等人复查的结果也依然如故，并奏称，“南士”的最后一名也远超“北士”第一名。朱元璋雷霆震怒，白信蹈、张信等二十余人祸从天降，命丧黄泉。80高龄的刘三吾因为已是风烛残年，被从宽处置，发配戍边，算是死里逃生，捡回一条老命。皇榜被废，六月重新组织会试。“帝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这起一年两榜，数十人横遭不测的事件，就是史上着名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事发突然，由来却非常久远。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南北两大区域，北方长年征战，动乱不断，南方相对较为和平安定。及至宋朝，南北两大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经全面南移。政治上，南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得到显着提高。唐朝宰相十分之九为北方人，北宋宰相72人，南方已占31人，南宋时南方人的官员数更是占压倒性多数。文化方面，南方士子的学业普遍高于北方，在科举考试中占据绝对优势，并且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洪迈《容斋四笔·饶州风俗》）着名诗人陆游在《渭南文集》中称：“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这些记述，都是生动的确证。有鉴于此，到了北宋后期，科考取士，已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别考而单独录取，以维持录取人数之均衡。结果东南百里挑一而西北十人取一，水准高下，一眼可知。

　　“南北榜案”后，明朝科考也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洪熙以后成为定制。这一用数十条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制度对于提高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推广科举制度、普及文化教育，对于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数十条生命也算是没有白搭。

“唐寅案”

　　“南北榜案”百余年后，又发生了“唐寅案”.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年）解元。座师梁储因为对唐寅欣赏有加，便将他推荐给了翌年会试主考官程敏政。“梁储还朝，携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与叹赏，遂招寅往还门下。”与梁储一样，程敏政对唐寅也十分欣赏，间或往来，唐寅便被视为程敏政的“约定门生”.

　　弘治十二年，大学士李东阳与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奉命主持会试。在策问题目用典生僻，士子多不通晓的情况下，独有一篇文章超群出众，脱颖而出。程敏政“甚异之，将以为魁”.一时间，舆论哗然，议论纷纷，声称唐寅与江阴富家子弟徐经合谋，买通程敏政家奴，预先获悉了题目。给事中华昶首先上疏，弹劾程敏政“受贿鬻题”.

　　震惊之余，明孝宗朱佑樘命大学士李东阳严加复查。虽然复查结果并无实据，唐寅、徐经“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但是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十分恶劣；而另一给事中林廷玉也一再上疏，坚称其中有弊，“复疏敏政阅卷可疑六事”.明孝宗大怒，相关人等悉数受到惩处：华昶“言事不察实”,被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程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被勒令致仕；徐经、唐寅“夤缘求进，黜充吏役”,被贬为杂役，终生不得参加科考；林廷玉“朋比回护，颠倒是非”,谪判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这起牵连甚广，轰动朝野的事件，便是所谓“唐寅案”.

　　然而，“唐寅案”查无实据，最终成为一桩疑案。据《株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