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高罗佩（左一）在重庆江北杨少五（右二）家中听琴
一位荷兰外交官，却钟情于汉学研究，热心于中国公案小说的创作。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他本名为罗伯特·汉斯·梵·古利克，因与汉字结下不解之缘，取中国名为高罗佩。
高罗佩于1910年生于荷兰盖尔德兰省的祖芬，父亲是陆军军医，4岁随父去荷属东印度，5岁起就读于雅加达一所小学，学会了印尼文。他在东印度时就对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1923年回国后便开始攻读中文和梵文。16岁时，他还请了一名中国留学生专门辅导中文。高罗佩18岁入大学主修政法学，同时接受系统的中文训练，后在大学的文学研究院深造，继续攻读中文、梵文，同时学习日文、藏文，研究东亚文学，并获文学博士学位。
从1935年起，高罗佩开始了外交生涯。他的第一任所是东京，职衔是荷兰驻日本大使馆秘书。7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荷交战，他被迫离开日本。1943年，他被派往中国。在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任一等秘书。他热爱中国，工余穿着打扮全部中国化，后与使馆中国籍秘书水世芳相识，水世芳乃张之洞外孙女，齐鲁大学毕业。两人结为伉俪，婚后生三子一女。高罗佩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回国。此后历任荷兰驻美国大使馆参赞、驻日本军事代表团政治顾问、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和驻马来亚大使。1965年第三次赴东京，出任荷兰驻日本兼驻韩国大使，1967年因癌症病逝于海牙。
世界汉学界的奇人
高罗佩一生以外交为职业，却对研究汉学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对中国公案小说的创作尤为喜爱。高罗佩在世界汉学界，素有”奇人“之称。他16岁读中学时便开始在校刊上发表中文诗歌和有关汉学的短文。18岁时在荷兰荷华文化协会主办的会刊《中国》上发表研究中国《诗经》的文章，后来还发表了关于中国《古诗源》、《唐诗》和《赤壁赋》的论着，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研究古代中国数学概念、中国神怪小说及东方皮影戏的论文多篇，并为《荷兰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中国的条目。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罗佩研究汉学的领域更加宽广，成就也愈来愈大。他对中国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他精通中国古琴，曾师从中国古琴大师叶诗梦，并在重庆组织过”天风琴社“,1940年又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中国琴道》一书。围棋是他的又一爱好和研究课题。他棋德高尚，棋艺精深。后来，他将其研究所得应用到小说创作里。
从20岁开始，高罗佩练习汉字书法，终生不辍，真草隶篆都写得十分漂亮，尤以行书见长，并独具一格，自成”高体“.在他的书房内，他书写的汉字小如虫蚁，大如栲栳。他亦曾拜名师学习中国绘画，绘得一手好山水和人物，特别擅长模仿明代的木版画，其作品甚具万历间金陵书坊富春堂的粗犷风格。他所作中国公案小说中的封面及100多幅插图均为自己所画，其中大多是以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的风格绘制的。其间，他将在书画方面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写成《书画鉴赏汇编》出版，并翻译了陆时化的《书画说铃》一书。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中国字画、典籍、古董和乐器。
中国学的怪杰
高罗佩专门深入研究过中国的三教九流以及历史、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写成《明末义僧东皋心越禅师传》、《长臂猿考》等学术专着。为写《长臂猿考》这本书，他先后养过四只猿，对其生活习性和行为动作进行观察记录，并随时录音、拍照，费时7年方完成此书。他还在书后附了一张猿啼录音唱片，以便让读者听后联想到当年李白下江陵时”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情景。
高罗佩对中国春宫画和中国古代性生活也有过很深的研究。他涉足这一领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迷宫案》一书写完交日本一家出版公司出版，该公司坚持以裸体女人像为封面，高罗佩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中国受礼教束缚，没有以裸体人像为题材的画风。出版公司坚信中国明代就有春宫画问世，让他询查。高罗佩致函中、日数十家古董商，询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不久，日本京都一家古董店卖给他一部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五彩套色木刻画册。这是一种秘戏图册，印画24幅，总称”花营锦阵“,所绘男女均为裸体，人像平均高度20厘米。画中只有人物，没有背景。此外，上海一家书店也称有位顾客藏有明末出版的裸像册页，可供临摹。高罗佩发现自己对此孤陋寡闻，遂开始研究中国春宫，收集历代春宫图册和有关性生活的古籍，编写成《秘戏图考》一书。书中英、中文字均是他自己用钢板刻写，介绍了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644年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历史。《秘戏图考》一书只印50册，由他分赠有关国家国立图书馆及特殊友人，专供学术研究之用，然后将原版毁掉。
此书出版后，引起汉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汉学家来函欲和他就此题进行讨论。在此情况下，高罗佩又着手对中国古代性生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广泛收集资料，在进一步研究了包括道家《房中术》在内的自汉初至明末有关中国两性生活的古籍及历代描写男女关系的诗歌、小说的基础上，于1961年写成了《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在荷兰出版。为不在中文读者中传播，该书用英文写成，书中不插猥亵图画，征引必要的猥亵文字则用拉丁文。高罗佩认为，性是纯洁的，对西方人来说，真正懂性的是君子，而君子应懂拉丁文。他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而言，中国古人的性生活是很正常的、健康的。
高罗佩还是一位寥若晨星的语言大师和杰出的中国近体诗诗人。他学习语言文字有着非凡的天赋和惊人的毅力。除本国语言荷兰语外，他还精通英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德文、法文、印尼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古希腊文、马来亚文和阿拉伯文14种外国语言及文字。
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中文的精通程度和运用能力更是令人瞠目。他不但能用中文白话和文言写出漂亮的文章，还擅长用中文写作律诗、绝句等近体诗词。例如，1951年他途经香港时，曾作《别友人》七律一首，赠给一久别重逢的中国朋友。这首诗写道：”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奖。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又如，他曾将其所着英文小说《迷宫案》的开篇诗改译成《临江仙》词一阕，上阕是：”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下阕是：”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塑造“中国的福尔摩斯”
高罗佩研究汉学的丰硕成果使他蜚声汉学界，而他创作中国公案小说《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又称《大唐狄公案》）的巨大成功，则使他誉满西方世界，许多西方人了解中国就是从读高罗佩的狄公小说开始的。
《铜钟记》是高罗佩以中国唐代历史和社会生活为背景创作的第一部中国公案小说。这部以唐高宗、武后时代的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原拟用英文作为稿本，再翻译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时值1949年，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而日本出版商则认为书中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会使日本佛教界感到受辱，触及战后敏感的社会问题，故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问世。此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使高罗佩在创作中国公案小说的道路上欲罢不能。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花去15年业余时间，写成了包括16个中篇和1个短篇集的洋洋130万言文学巨着--《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该书每部均独立成篇，但又相互联系，成为一体，所谓分则单珠，合则全璧。书中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唐代的司法、刑律、吏治、行政、外交、工商、教育、文化、宗教、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全书均以仿宋元话本体裁写成，这在世界汉学界是独一无二的。
高罗佩所以选择狄仁杰作为其小说的英雄主角，除了受《武则天四大奇案》等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外，主要是与狄仁杰的仕途经历，特别是与他的显赫政绩有着直接关系。狄仁杰一生从判佐、县令开始，以后官至巡抚、都督、元帅、宰相，死后还被追封为司空、梁国公。狄仁杰在京城和州县担任过那么多官职，而仅在当大理寺丞的一年中就”断滞狱一万七千人“,而且做到无一错判，他这样丰富的履历及赫赫政绩最易成为小说家取材的渊薮。高罗佩正是从狄仁杰的历史影响，尤其是他的勘案卓绩及中国百姓对他的爱戴出发而选中他的。高罗佩在《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书末题署中写道：”中国人视他为执法如山、断狱如神的清官神探，他的美名至今仍在中国民间传扬。中国人对他和我们对福尔摩斯同样喜爱。“
严肃、正直的学者
高罗佩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始接触中国通俗小说。几年之后，他翻译出版了《武则天四大奇案》一书。实际上，他只翻译了该书的前三十回”三大奇案“,即古本《狄公案》部分。后三十四回疑是另一作者参考《武则天外史》或《则天外史》后在古本《狄公案》后续加，其实未写一案，主要情节可谓”秽乱春宫“,格调低下，故他未译。他创作《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参考宋代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刑案着作、明代《龙图公案》等平话小说、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及晚清小说家吴沃尧根据《警富新书》改写的《九命奇冤》等小说，从中汲取一些素材，进行再创作。这是高罗佩译着两兼的创作阶段，其作品较忠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本色。
高罗佩创作态度认真、严肃，在书中写到的古代中国的典狱、刑律大多于史有据，不少司法问题都符合《唐律疏义》等法典。他在几本书中都写和尚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或走私枉法，这正是唐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书中所写所画的故事和插图，不少都有考证或出处，他在书后附录中均一一作了说明。为使西方广大读者对该书有更好的了解，他对书中写到的诸如中国算盘、中药、宗教、行刑（如凌迟）、古乐器、阴阳八卦等西方人不太熟悉的东西及有关故事的历史背景等均在书后作了注释。他还几乎在每本书的题署里都特别说明：中国人的名字是姓在前，名在后。在狄仁杰时代，中国人没有发辫，留长辫是1644年满族人入关后强令全国推行的结果。在此以前，中国人蓄长发，在头顶结髻，在家或外出均戴小帽。烟草和鸦片几百年后才传入中国。诚然，高罗佩在书中所写的一些内容和习俗与高宗、武后时代不尽相符，但高罗佩认为，作为小说，它可以不必拘泥于此。因此，该书虽和《龙图公案》一样都有”张冠李戴“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
中国源远流长的公案传奇在西方却屡遭误传和贬低，中国古代法官的形象在西方广大读者面前也常受到歪曲和损害，这是很不公正的。高罗佩对此深为不平。他在《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自序中写道：”逊清末季，英国柯南道尔所着《福尔摩斯探案集》被译为华文，一时脍炙人口。嗣后此类外国小说即遍传禹域。甚至现代人士多以为，除英、美、德、法四国所出者外，全无此类述作。果尔，则中国历代循吏名公，岂不含冤于九泉之下？盖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公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昔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它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固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高罗佩决意向坐井观天的西方人和一些沉湎于西方侦探小说的中国人证明：中国传统的公案传奇远比西方侦探小说高明，中国古代法官的智力比起西洋大侦探也毫不逊色。
别开生面的《断案传奇》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以下简称《断案传奇》）虽是一部中国型的公案小说，但高罗佩在创作意识、创作技巧及创作风格等方面都糅合进不少西方的、现代的东西，熔古今中外于一炉，使该书别开生面，令读者耳目一新。在高罗佩笔下，《断案传奇》至少在五个方面冲破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窠臼。
《断案传奇》各篇一般开卷便展示案情，布下悬念。故事发展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数案齐发，犬牙交错。情节层层摇曳而出，虚实掩映，扑朔迷离。谜底步步逼人追索，章章回回扣人心弦。最后百川归海，真相大白，案犯暴露，公案具结。而不少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则缺少给读者以悬念的案情，往往在故事一开始便有所交代或暗示。谁是罪犯，读者心中就大体有数了。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法官多在公堂上审案断狱，对讼案双方尤其是对被告动辄大刑加身，屈打成招，铸成许多冤假错案。高罗佩的《断案传奇》中的法官狱公则不然。他重调查，重证据，经常走出公堂作深入细致的明查暗访。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抽丝剥茧，去伪存真，作出正确的判断。
中国传统公案传奇中的法官大多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刚正廉洁，处处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而他们几乎都是千人一面，缺乏个性。而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则既坚持正义，又有鲜明个性，有人情味，有幽默感。他既不同于包拯、海瑞、况钟、施世纶一类人物，也不像鬼鬼祟祟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而基本是二者的奇妙结合。
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法官遇到疑难案件，常常求助于问神托梦。故事情节也常有神仙鬼怪的描写，而这些鬼神对案情的发生、发展及案件的侦破又每每起着重要作用。而高罗佩则摒弃这类迷信色彩浓厚的侦案方法，书中也很少有鬼神作祟的情节，即使偶尔出现此类情节，最后也都被证明是自然现象或人为的活动。
一些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结尾往往把如何惩治罪犯以致罪犯被处死后到了”阴曹地府“如何受苦受难描绘得淋漓尽致，以此劝善杜恶，垂戒后来。而高罗佩主要着眼于作品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对这种劝世的社会功利作用则不太注重，故在如何结案、如何惩凶的处理上，除个别分篇外，一般均以不多的笔墨略作交代，或给人以某种暗示，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想象。
狄公小说回故乡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风靡西方几十年，欧美不断再版，其他不少国家也将其从英文译成日文、瑞典文、芬兰文、克罗地亚文等十几种文字。然而，高罗佩并不满足于此，他一直想由自己或他人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奉献给中国广大读者。按高罗佩原意，中译本应当是标准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长久未能实现。
1980年，在英国任教的赵毅衡教授读了该书后，首先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部着作。该文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后被《人民日报》转载。接着，十几家杂志社、出版社陆续来函来人，要求翻译此书，并以优惠条件争相约稿。赵毅衡教授本想亲自参与翻译此书，奈何因忙于赴美讲学，就把这项工作交于好友--外交家、翻译家兼作家陈来元先生。陈来元先生读了原着后，感触颇深。这么一部描写中国人、中国事，播扬中国古老历史和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公案小说在我国尚鲜为人知，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另一方面，陈来元先生认为书中的侦破经验和推理方法对今天的公安、司法工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上述诸因，于是同友人、妻子一道，从1981年起花了5年的业余时间，一鼓作气完成了这部巨着的翻译工作。很快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集，以后又由山西、吉林出版了选集，上海、重庆出版了连环画，同时西安、广西、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影片，太原、济南等电视台又拍摄多集电视连续剧。这些书籍和影片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高罗佩如地下有知，也应含笑九泉了。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