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旭草书作品
当下书坛，书家为种种世俗的欲望和羁绊所束缚，很少能够真正“散怀抱”、“超鸿蒙”,进入“淡然无欲，翛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知”的境界，因而很难创作出“无意于佳乃佳”的出神入化的狂草佳作。这里所谈的草书，不是通常所说的行草、小草，而是狂草、大草。
说到当代草书（主要指狂草书），我们当然不能绕过于右任、林散之、沈鹏三位大家。客观地说，于右任的功绩主要在于倡导标准草书，并在实践中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于一炉，创造性地开拓了“碑草”这一新的草书范型。他的草书重在单字结体，造形苍劲洒脱，雄放浑厚，用笔圆熟中见生辣，结字古朴中见巧妙，虽然字势飞动、神清意朗，但缺乏整体连绵奔腾之势，多半属“独草”连篇的草书之作，离狂草之境界尚有不小距离。
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他以画入书，融隶入草，作品洋溢书卷气和俊逸风韵，尤其在墨法和笔法上多有独到探索，开草书未有之新境界，然就字法和整体气势论，似未臻狂草书纵横奔放、盘旋飞舞之高境。沈鹏是仍健在的公认草书成就最高的大师，他的草书以奇崛苍茫、拗折郁勃胜，处处行笔，又处处留笔，起落含蓄，跌宕多姿，在汪洋恣肆、奇诡变幻中，避免了一般草书家易犯的浮华流弊。但从书史高度看，如何处理好整体气象雄浑与局部笔法精妙的矛盾，仍是他迈向狂草书佳境需要跨过的沟坎。作为近百年来出类拔萃的草书及狂草书大家，于右任、林散之、沈鹏尚有如此遗憾和不足，其他涉猎狂草书而可观者，自然更是难觅踪影。
为什么今人难以写好狂草书？简略说来，以下三点似可注意。
1,先学楷书再学草书的学书过程及其所形成的法度规则，与狂草书创作颇多抵牾。
草书与楷书虽然都是中国书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两种书体无论从演变源流看，还是从书写技法看，都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书写要求，其间缺乏必然的承继关系。
从演变源流看，通常所言的楷书，或者说一直被推为典范的楷书，主要指唐楷，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为代表，定型和兴盛于唐代。后人学楷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学唐楷。通常所说的草书，一般指脱胎于章草的今草，它在汉代末年就已独具自己的形态，东汉张芝《冠军帖》堪称惊艳亮相，其后经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发展，至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书达到高峰。这就是说，草书早在东汉已经成型，并成为书法艺术中颇受推崇的一种书体；而被奉为规范的楷书却姗姗来迟，直到唐代才粉墨登场。先学楷书然后再学草书，这种几成铁律的学习秩序，无疑隐含着一个大家公认的前提，即楷书是草书的基础，写好楷书才能写好草书。这种学习程序，虽然对把握字体结构有一定的帮助和道理，却与书法的演进历程相悖谬，甚至可说颠倒了书法的历史。因为草书的衣钵并非来源于唐代楷书，恰恰相反，唐楷的诞生却与草书将汉字繁复写法简约化密切相关。
从书写技法看，楷书主要孳乳于汉隶，它与汉隶在字体结构上差异不大，笔势上颇有不同。比较明显的是，楷书将汉隶的波势挑法改为勾撇，把汉隶波动的笔画改为相对平稳，变汉隶字势向外伸展为向里集中，以及汉隶呈扁方形而楷书略呈竖长形等等。这导致楷书具有结字严谨、间架方正、横平竖直、点画规范、疏密匀称、端庄工整等特点。草书（今草）主要孕育于章草，虽然章草也由汉隶衍变而来，但在由隶书而变章草，特别是由章草而变今草的过程中，不论是字体结构还是笔势写法等，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这种颠覆性的变革，不仅使草书与汉隶和章草拉开了距离，更与同样由汉隶滋生的楷书（唐楷）迥然有别。
要而言之，尽管唐楷所总结出来一套汉字造型和书写规范难能可贵，遵循其法则我们可以写出美观的楷书，但这套法则却不能也无法简单地应用于草书。
当然，以上所言并非否定学书可从或应从楷书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学书从楷书入手对于掌握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有益乃至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楷书与草书是两种没有多少直接血缘关系的各自独立的书体，在结体、用笔和布局等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我们作草书时，不能甚至忌讳把多年辛勤习楷经验简单带入。一些擅长楷书的书家，行书亦可称善，唯独苦练草书而难上水准，究其缘由，似与没有洞悉此点有关。
2,狂草书杰作往往产生于“无意于佳乃佳”的超意识状态，今人很难达此境界
就艺术性而言，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态，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实用的纯艺术书体。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即说：“草书是‘解散楷体’（隶体）并变通其用笔而重新组合起来的字体，再加上点画勾连环绕，把许多字变得面目全非，让一般人很难认识它，所以草书作为交际工具的实用价值并不很大；不过，草书作为书法品式的一种，它的艺术价值却很高。草书（特别是今草和狂草），体势放纵，变化多端，字的大小、正斜、轻重以及笔顺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冲破它以前各种字体的束缚，因而书家得以融篆、隶、真、行于一炉，结合这些字体的表现手法来增加写草书的技巧，在广阔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极尽变化之能事，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表现。”
由于草书（特别是狂草书）能够“极尽变化之能事，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表现”,因而其书写状态往往能够影响作品的高下及品质。书法史上流传很广的例子便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当时他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氛围中，乘着酒兴而作，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兰亭集序》只是行书，其书写状态对作品品质的影响已能如此；作为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的草书创作，其书写状态对作品影响之大自是不言而喻。
张旭是公认的狂草书大家，他的书法在唐代当时就闻名遐迩。《唐书》本传说：“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斐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对张旭草书的高度赞扬，自然包括对他特殊创作状态，即酒醉颠狂而书的充分肯定。《旧唐书》记载：张旭“每醉，呼叫狂走，索笔挥洒，若有神助”.《述书赋》言：“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若遗能于学知，遂独荷其颠称。”杜甫《饮中八仙歌》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凡此种种说明，唐朝当时人对张旭草书的称颂和认识，都与其酒酣颠狂的创作状态密不可分。
与张旭齐名的另一位狂草书大家，是唐朝僧人怀素，而他也是颠狂作字，“倚酒而通神入妙”（黄庭坚语）者。李白《赠怀素草书歌》云：“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描绘他“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曹勋赞其《逐鹿帖》：“藏真书法，末视公卿。草圣欲来，以酒为兵。意并逐鹿，雄桀可矜。旭颠素狂，弄翰之英。”怀素在《自叙帖》中记时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洒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这些都强调怀素与张旭一样，作书时需要进入特别的创作状态，即酒酣而醺状态。
类似的情况，书法史上绝非罕见。如唐代大诗人贺知章，也是一位大书家，《述书赋》注就说：“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处，与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书史会要》也说：贺氏“每醉必作为文词，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使醒后而书，未必尔也”.宋代大诗人陆游，书法名重一时，现藏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的《怀成都诗》及《自书诗》手卷，足以显示他作为一代大书家可与宋四家媲美的神采。他有一首《草书歌》，描述自己酒酣挥毫的情景：“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知，风云入怀天借力。……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
如此等等表明，草书，特别是狂草书创作，往往于酒酣兴发时易于进入最佳书写情状，即杨凝式所说：“草圣本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人饮酒之后，大脑受酒精作用刺激，原有的理性意识暂时隐退，进入摆脱世俗束缚、消解法度羁绊的超意识状态。所谓“超意识状态”,就是超越正常理性意识，物我两忘，天机朗现，书家在这种状态下，最易达到神融笔畅、心手相应、翰墨抒怀、妙造自然的境界。苏东坡说怀素“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就是对这种境界的着名描述。
黄庭坚说：“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山谷在这里不仅表达了对张旭、怀素因醉书而通神入妙的羡慕，言下之意还对自己因不能饮酒达其境界颇觉遗憾。山谷狂草，援禅入书，虽老骨颠态，纵放恣肆，但工于算计，过于安排，与颠、素相比，终感差强人意，未臻佳绝。就其缘由，是否与其无法“倚酒而通神入妙”有关呢？
显而易见，这种通过酒酣兴发达到天机朗现的创作状态，是与许多书家感悟和经验相契合的。蔡邕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刘熙载云：“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酒酣兴发之时，正是散怀抱，任情恣性，乃至释智遗形，超鸿蒙，混希夷之时，这种状态下最易创作出“无意于佳乃佳”作品。当然，若不饮酒，也并非不能达到忘我、无意、去执的超意识状态，通过在心理上做许多“绝圣弃智”的功夫也能奏效，但这绝非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到。当下书坛，书家为种种世俗的欲望和羁绊所束缚，很少能够真正“散怀抱”、“超鸿蒙”,进入“淡然无欲，翛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知”的境界，因而很难创作出“无意于佳乃佳”的出神入化的狂草佳作。
3,相对于其他书体，狂草书需要高超的技能和玄妙的变化，因而书家不仅要更加勤奋，还要别具天分
草书创作贵释智遗形，任情恣性，但绝非抛弃法度的随意乱画；相反，草书每个字的写法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如刘熙载所言：“草书之律至严，为之者不唯胆大，而在心小。”黄山谷一面称赞张旭、怀素“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一面又说：“颜太师称张长史虽恣性颠逸，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宣和书谱》也说张旭“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赅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不仅张旭如此，怀素草书同样有“极入规矩”的方面。赵孟頫《跋怀素〈论书帖〉》云：“怀素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交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文徵明《跋怀素〈自叙帖〉》也说：“藏真书如散僧入圣，虽狂怪怒张，而求其点画波发，有不合轨范者，盖鲜。”这些都强调，草书虽类云霞聚散，变幻莫测，却宜入规应矩，不能随意越雷池。
正因为草书具有较严格的法度，所以需要有严谨而高超的技巧来保证其书写“纵心所欲不逾矩”.如何做到这一点？别无它法，首先就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勤学苦练，舍此“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相传怀素习书极勤奋，仅埋于山下弃笔堆积的笔塚就不止一处。陆羽《怀素别传》说：“怀素疏放，不拘细行。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赵壹《非草书》曾描述草书在汉末兴起时，一些习草者为之痴迷的情形：“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唯有如此孜孜以求，才能圆熟掌握草书的结体和笔法，迈入熟能生巧、工多成艺的阶段。
然而，草书作为中国书法中最具艺术性的一种书体，绝非熟练掌握其书写规则和技能，即可步步莲花，下笔生辉。草书，特别是狂草书让人心仪，不仅在于需要高超的书写技巧，更在于它有玄妙的变化，能够寄托和表达书家心中喜怒哀乐瞬息万变的情思；它点画跳跃，奔放激越，在胸藏风云、吞吐万象中，迸发和洋溢着强烈的笔墨意趣，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和艺术性。狂草书的妙处，在既有守法之本领，更有破法之才情，从而不拘一法，步入“无法之法”的境界。狂草书中的结字、线条、布白和章法等，常常是既合乎规矩和道理，又脱离和打破固定的程式及规范，完全按照书家心灵的节律和奔放的激情，随气而生、随韵而动，绝无既定的格式和不变的成法，即便是书家本人也无法再现。
如何破法？关键在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旭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而悟，观担夫争道和公孙大娘舞剑而悟；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而悟，观飞鸟入林、惊蛇出草而悟，均属此类。若无这种领悟和自得，奢言破法便是佛头着粪，鲁莽妄为。可是，此种领悟和自得，与禅家顿悟相仿--往往坐破蒲团，踏破芒鞋无觅处；一朝豁然，便会发现春在陇头，遍是菩提--这又岂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随便得到？
赵壹《非草书》早就云：“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为强哉？”狂草书创作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熟练的技法，更需要极高的悟性、才情和与之相适应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