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情”为主，强调群体主义本位的中国文化中，很多腐败现象表现在人情关系中，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关系主义”,或曰“关系支配性”.这种人情、关系，又突出地表现在家庭关系中。正因为如此，看似“温情脉脉”的家庭亲情关系，是造成以权谋私、权力滥用的一大诱因。

    在中国历代廉政法制中，唐代可谓是集大成者。唐代律令对于可能蕴含于家庭“亲情”中的腐败风险，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大唐六典》明确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及请占田宅，营造碾石岂，与百姓争利。所谓外任官人，主要是相对于在唐都长安任职的“京官”而言的。这一规定明确禁止外任官人携带家属宾客至任所。其理由是，官员如果将家属等携来，势必申请占田宅，在占田中如有水渠，又需要营造碾石岂，就会将水利资源私自占有，从而与地方百姓争利。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这样的理由自然不难理解。《旧唐书·李元纮传》就记载类似的实例：“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以害水田。” 唐代法律禁止官员与民争利，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在古代中国士农工商明确的职业分工之下，官员享受了职业的尊荣与有保障的生活待遇，不应该再过度追求利益，所谓“工商之家不得预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官员家人利用其权势，必然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进而与“不得夺下人之利”的约束相悖。

    此外，更应该看到的是，家属随同赴任，必然会给有所企图者造成更多利用亲情关系的机会，从而大大增加官员腐败的风险，故不能不严格禁止。

    唐代不仅禁止外任官员携带家属赴任所，对负有监临之责的官员家人还有额外的规定：在唐代官制中，“临统案验为监临”,所谓监临官，就是负有监察临视责任的官吏，具体包括了州、县、镇、戍折卫府等判官以上的职官。唐律的“职制”中明确规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也就是说，负有监临职责的官员家人，如果对其临统部内之人，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等情形的，都要依照“监临之官家人乞借”定罪处罚。监临官员本人，如果对此知情的，要处以同等刑罚；如果确实不知情，也不能完全免其罪责，而要比照监临之官家人罪减五等处罚。

    相对于禁止外任官携带家属赴任，对监临之官家人违法获利的严厉规制，其立法用意就更为明显了。监临之官“临统案验”,对于所属部下具有很大的权力，部下前途命运多系于主司，这其中，官员家人，尤其是妻妾的“枕边风”,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除了直接行贿主司外，通过各种方式，“交好”监临之官家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 因是之故，要保持掌握有重要职权的监临官职务的廉洁性，就需要优先确保其家人不能、不敢以各种方式违法获利。只有堵住了通往职官家人的违法获利之途，官员自身的廉洁才能得以实现。

    唐代为了从家人方面规制职官的贪贿行为，还专门立法禁止“监临娶监临女”,诸监临之官，如果娶所监临女为妾者，要处以“杖一百”的处罚。如果监临之官为亲属娶所监临女，同样“杖一百”.唐律对这里的“亲属”作出解释，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若是监临之官为娶的，亲属不坐罪；如果是亲属与监临官共同强娶，或恐吓为娶者，则以监临官为首，亲属为从科罪。如果是“在官非监临者”有类似行为，减一等处罚。这些规定还是针对一般情形，如果有事之人，有所行求，如求监临官司曲法判事，则需以奸论加二等治罪。为亲属娶监临女的，也比照自娶定罪处罚。

    唐代律令法制之所以对官员家人的各种不当行为作出严格规制，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保障官员职务的廉洁性，进而实现国家政务的高效有序。这些涉及官员家人的法律规范虽然零散，却透露出唐朝立法者对中国家族主义下的人情事理的深刻体察，以及依法进行规制的娴熟运用。禁止外任官携带家人与民争利的规定，更是凸显了作为“士”的职官群体的自律、自省，值得后世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