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派相声演员将携反腐相声上春晚的消息一出，即刻引爆舆论。大家热议的焦点，无不围绕该作品“立意直接讽刺”、“尺度非常之大”.

    “文以载道”,其中一“道”便是讽刺，文艺作品特别是语言类节目中，起于市井的相声尤以“刺”见长。大凡好的相声或小品，都是在嬉笑怒骂间针砭时弊、刺中痛点，让观众亦笑亦思，大呼过瘾。然而今天，一段相声尚在预告阶段，仅因听闻其“直接讽刺”、涉及重大题材就被传得神乎其神、议得热之又热，透露出大伙儿对语言类节目重拾讽刺的期盼，也反衬出当下文艺作品讽刺气息之弱。原先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察人所未察的艺术表现形式，反而缩手缩脚地落在了现实之后，实在值得反思。

    讽刺之“刺”不再尖利，原因大抵有三。一曰不能，某些僵化的审核机制过分干预文艺创作，许多带刺儿的节目被挡在了舞台之外；二曰不敢，讽刺容易得罪人，逗乐却能讨好人，一些创作者便收了锋芒，忙于“笑果”,让作品流于肤浅、表面，除了让人脸部肌肉活动一番再无他效；三曰不会，一些创作者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接地气，靠东拼西凑的网络段子、生抖强抖的无聊包袱糊弄事，作品非但不现实、不讽刺，有些甚至落入三俗境地。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如今的语言类节目常常成了一道“鸡肋”:不看，总觉得缺点啥；看，又缺少力度、索然无味。相声不再讽刺，人们就会讽刺相声。长此以往，没“刺”的相声怕会如失刺的蜜蜂一般，命不久矣。

    诗可以“兴观群怨”,文艺作品描摹世间百态，自然也可怡情、可教化、可赞颂。然而，好话虽然动听，但批判才往往最能警醒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带刺儿的作品更显得难能可贵。改变作品讽刺功能日衰的状态，文艺工作者不能自缚手脚，要积极从最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提高本领；相关体制不能僵化，要敢于与时俱进、应时而变，为创作自由留出空间、创造条件；社会公众亦不能过分苛责，要为文艺作品提供一个可以试错的舆论环境。如此，文艺作品才能留住、用好讽刺之“刺”,“秉执公心，指摘时弊”,成为中国社会的警世、醒世、喻世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