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是中国名花之一，花朵硕大，花容端丽，雍容华贵，超逸群卉，素有“花王”之称。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殊不知，北京的牡丹同样历史悠久。北京自辽、金以来，牡丹栽培日渐兴盛，至明、清之际，已遍布京城的园囿及寺院，故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雅俗。每逢四月下旬，牡丹花竞相绽放：“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北京种植牡丹已有千年
《大都宫殿考》记载：景山“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高可五尺”
牡丹原产于我国西部秦岭和大巴山一带山区，为木本名贵花卉，素有“国色天香”和“花中之王”的美誉，历来被视为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
北京地区种植牡丹，大致始于辽代。《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五年（公元987年）“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欢宴累日。”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三月“壬申，如长春宫观牡丹。”这是目前有关北京地区种植牡丹最早的文字记录。长春宫当时是南京道（今北京）所辖滦州石城县（今唐山丰南）的一处皇家园林，以广植牡丹知名。每至花开时节，辽帝多前去赏花。
金代建都北京（中都）后，也是广植牡丹。《宸垣识略》记载：每年牡丹花开时，赏牡丹都是一大盛事，而皇家牡丹园圃便设在城南丰台一带。很多文人还奉金代皇帝之命吟赋牡丹诗，其中有诗曰：“胜游应再读，计日牡丹开”……可见当时金中都牡丹之盛。
元代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美化大都环境，广辟园囿，且在辽金种植牡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大都宫殿考》记载：“（景山）中为金殿，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高可五尺。”《中国宫苑园林史》载：元大内“屏山台在仪天殿前，位于水中，种植着木芍药。”元代文学家姚燧在《序牡丹》中称：“至元二年（1266年），燕都故杨相大参宅中有牡丹，每株五尺，四朵花树。”从元代开始，几代皇朝都在景山大量栽植牡丹，为帝后嫔妃春季登高、观景、踏春、赏花的“后苑”.据传忽必烈曾多次召集文人在此举办“牡丹诗会”,“凡为佳作者，以御酒赏之”.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金元两朝牡丹花地上又广植牡丹。首先是在皇宫内植有牡丹，据《明宫史》载：“钦安殿之东曰永寿殿，曰观花殿，植牡丹、芍药甚多。”而众多私家花园中，牡丹也是必不可少的地植花卉。其中以李园中的牡丹最知名。李园，也称清华园（非今之清华园），即清代的畅春园。园主是万历皇帝母亲慈圣太后的父亲武清侯李伟。《帝京景物略》记载：“海淀南五里，武清侯李皇亲园，方十里……一望牡丹。”吴邦庆《泽农吟稿》载：武清侯“引西山之水，蓄十里之泽，曰海淀，水居其中……堤傍倶植花果、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家国第一名园也”.此外，京城的寺院中也多植牡丹。明代李言恭在《卧佛寺牡丹》中曾赞叹：香山卧佛寺牡丹“只疑天女散，绝胜洛阳栽。”明代蒋一逵的《长安客话》也称：“卧佛多牡丹，盖中官（太监）所植，取以上贡者。”据传，牡丹为“国花”之称始于明，明代诗人袁中道诗云：“国花长作圃疏看”,由此可见明代牡丹种植之多。
清朝定都北京后，又在北京大量种植牡丹。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顺治年，长椿寺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围，时已百余年。”该书还记述了北京牡丹的分布：“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之北……园广十里……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称花海。又云马氏园牡丹，在右安门外十里草桥……牡丹、芍药栽如篙麻。圆明园牡丹，始于康熙，乾隆初有牡丹数百株。”
京南丰台牡丹园、草桥牡丹园是元明两代皇家“盛种牡丹之地”,清代皇家又于此种植名花数万余株，不断为宫廷输送牡丹。据传康熙、乾隆、嘉庆皇帝都曾到丰台观赏过牡丹。
民国时期，牡丹一度成为京城的主要花卉，号称“牡丹冠绝京华”,其中以中山公园的牡丹更为知名。自1914年公园创立开始养植，多来自山东曹州（菏泽），1915年园中建国花台27座，到1938年有32个品种，千余株，为京城各园林之冠。
极乐寺崇效寺牡丹盛极一时
《天咫偶闻》记载：“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
极乐寺曾是西直门外的一座著名寺院，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明代成化年间重建。该寺坐北朝南，其东跨院是花园，因广植牡丹而称“牡丹园”,并建“国花堂”.清代《天咫偶闻》记载：“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成邸所书。”成邸即爱新觉罗·永瑆，为乾隆第十一子，曾被封为成亲王。他颇爱牡丹，久闻极乐寺牡丹盛极一时，特到此观赏。当他刚步入山门，阵阵花香便扑面而来，甚是高兴，于是乘兴题写了“国花堂”三个大字，由此该寺也有了“国花寺”的雅称。
每至五月，极乐寺牡丹盛开之时，京城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多到此赏花，甚至连通州、良乡、昌平的人们也慕名至此。据传康熙皇帝曾三次到此观赏牡丹，并令宫廷画师作《富贵花图》，“富贵花”即牡丹别称。
到了清末，极乐寺已荒芜，国花堂之牡丹也已渐尽，而今已遗迹全无。
崇效寺素有“宣南第一名寺”之美誉，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历来以花木繁盛著称。明清时寺中牡丹艳冠京华，是老北京人观赏牡丹的绝佳去处，故有“法源寺丁香、崇效寺牡丹”之说。
崇效寺牡丹品种很多，不仅有“牡丹之冠”的“姚黄”、“魏紫”,还有黑牡丹和绿牡丹，堪称极品。据传，清末民初全国的黑牡丹只剩下了两株，一株在杭州法相寺，一株就在崇效寺。每到牡丹盛开季节，牡丹园里人头攒动，人们以一睹黑、绿牡丹为快。不少达官显贵、文人雅士也慕名至此，王士祯、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曾到此领略牡丹之美，并吟诗作赋。据传慈禧太后曾令人到该寺采撷含苞待放的牡丹，浸放于花瓶中，待盛开之时，以为临摹，并创作出《七色牡丹》、《富贵图》等画作。
1935年北宁铁路局特开观花专车，接运京外客人至崇效寺观赏牡丹。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该寺改为他用，寺中牡丹大多被移植到中山公园，由此崇效寺牡丹便成记忆。
慈禧曾在颐和园修“国花台”
《帝京百咏》诗曰：“洛阳花开长河畔，慈宁驾临牡丹场”
牡丹是颐和园著名的庭院地植花卉，清宫时就已非常兴盛。当时园中有多处牡丹园，时称牡丹花台，分布于国花台、仁寿殿、乐寿堂等处。
慈禧“垂帘听政”时，认为牡丹雍容华贵，象征大清盛世，将牡丹钦定为“国花”,并传下懿旨，于颐和园修筑国花台，令将“国花台”三个字镌刻于石额之上。
国花台在佛香阁下东侧，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呈阶梯状，上下14层，台墙土面，上面覆盖琉璃瓦（1972年改为13层），栽种从山东进贡的名品牡丹数十株，而园中其他各处的牡丹花台也颇具规模。每至五月满园牡丹盛开，景色蔚为壮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因御园管理不善，园中牡丹缺损严重，故补植芍药、月季等花木，以弥补花期短暂的牡丹谢后之花事。民国时期，全园有牡丹不足200株，到了1948年，园中仅存7株，“国花台”已名存实无。1949年以后，颐和园从山东菏泽引进名种牡丹400株，并请当地花匠分植于国花台、仁寿殿、排云殿等各处花台，以后逐年培植，基本上恢复了“（农历）三月牡丹遍御园”的景象。
此外，北京动物园也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京城观赏牡丹的重要场所。
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清农事试验场。建园之初就开辟了一处牡丹园，且以牡丹亭和环廊为主题建筑，在圆游廊内空地上栽植了多种从“牡丹之乡”河南洛阳和山东菏泽引进而来的牡丹，由此成为农事试验场的牡丹专类园。民国时期出版的《本国新游记》称：“牡丹亭四面皆廊，院中徧（遍）植牡丹，故名。”
动物园内有一座畅观楼，曾是慈禧太后到颐和园的行宫。据传慈禧两次来到农事试验场观赏牡丹。《帝京百咏》诗曰：“洛阳花开长河畔，慈宁驾临牡丹场。国色天香尽繁盛，群芳之中富贵祥。”诗中“洛阳花”系牡丹的别称，农事试验场位于长河南岸，而“慈宁”指的是紫禁城里的慈宁宫，是慈禧的寝宫，故以“慈宁”代指慈禧。慈禧观赏牡丹时，“众人均避之，满园皆寂静，唯宫女伴之，兴于花丛中”.
上世纪50年代后，牡丹园被饲养鹰、雕的猛禽笼占据了一大部分。近些来按照清末农事试验场牡丹园的布局和建筑特点，把猛禽笼迁移后，基本上恢复了始建之初牡丹园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