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不久有关金陵东路骑楼一条街即将“拆迁”的传闻，引起媒体和市民高度关注，最终以官方回应“肯定不拆”暂告段落。骑楼在我国南方一些城市并不罕见，上海的南京路、四川路上也有它的身影，但像金陵东路这样长达1000多米绵延成片的，却独此一处。曾有文学作品将金陵东路骑楼描写成上海的“南洋一隅”,说它是因广东人聚居而建的广式建筑；可又有人说因为当年金陵东路地处法租界，所以骑楼是法式舶来品。请问，真相到底是什么？ （市民 赵小姐）

民间说法　　市民郭先生广东人聚居建造了骑楼

　　我家住在毗邻金陵东路的永安坊，金陵东路是我儿时玩耍的繁华马路。骑楼下雨天可避雨，盛夏可遮阳，没事逛逛商店，给我留下了不少儿时美好的回忆。我家是广东人，邻居中也有许多同乡人。我父亲曾经告诉我，这条街是广东人思念家乡，依照家乡骑楼风格建造的。我的邻居中许多人都认同这一说法。

权威解答　　商业骑楼最早出现在古希腊

　　骑楼，是指楼宇一层临街部分打通为行人走廊，二楼及以上楼层仿佛“骑”在一楼之上的建筑。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叶曙明先生在其所著书籍 《骑楼》 中曾作介绍：近代骑楼是岭南传统民居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商业骑楼建筑最早见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后来逐渐流行于欧洲，近代又传至世界各地。

　　由此可见，骑楼的发源并非单一地域。我国学术界对以广州为代表的骑楼考源，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骑楼起源于我国古代越族先民一种被称为“干栏”的建筑。这种建筑以一二层间的平台兼作雨阳篷，很好地适应了我国岭南地区湿热多雨、阳光炽热的气候特点。随着我国近代南方城市商业发展的需要，在篷下开展商业经营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最终使先民的“干栏”进化为“骑楼”;另一种观点，则偏重洋务，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门向西方逐渐打开，西式建筑文化不可避免地首先影响我国闽粤地区，骑楼便是西方建筑和岭南建筑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此做出结论，但对古“干栏”建筑颇有研究的叶曙明先生也坦言：骑楼之美，早已跳出建筑学的范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经典符号。相对而言，我国近代骑楼建筑风格是开放式进化的结果，这个观点为更多人所接受。

依市政发展而建跟广东人无直接联系

　　据 《上海市政工程志》编纂室在《怎样写〈上海市政工程志〉的城市道路》一文中记载，金陵东路是法租界第一条东西向马路，始建于1860年，因途经法国领事馆，这条路时称“领事馆路”,中文译为“公馆马路”.道路一期从外滩至今天的四川南路附近；1862年，延伸到今河南中路；1865年，又延伸到今广西南路。至此，“公馆马路”已是法租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此后，“1877年以1200吨花岗石重铺40英尺宽的路面，更换了始建时的煤屑路面；1892年又拨银1500两筑成碎石路。1900年填没周泾，直抵今西藏南路。1916年灌浇柏油路面。1920年全路已宽达50英尺，设双轨电车道，4条有轨电车在这条路上通行。”

　　同一篇文章中，编纂人员介绍了金陵东路骑楼的来历：20世纪20年代，因车辆增多、交通繁忙而需拓宽，当时租界当局采取的办法不是拆屋拓宽路面，而是在两侧修建廊柱式骑楼。沿街127根方柱排列成行，人行道缩入高敞的骑楼之下，让出的部分全作行驶车辆之用，在骑楼处行走，既能避雨又可遮挡太阳，这种道路风光在上海可算别具一格。

　　《上海租界志》 则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历史：20世纪30年代，租界内出现大量违章建筑，其中大部分是中式房屋加层和改扩建。对于无证施工，公董局一般处以罚款，工部局则除了罚款外，还责令拆除和强行拆除，直至向司法机关提出起诉。20世纪初，公董局曾对建造中式和西式房屋的区域作出规划，规定公馆马路两旁房屋业主须建有3.65米宽的有顶走廊，使之成为骑楼街道。

　　由于金陵东路骑楼与广州骑楼的建筑风格确有相似之处，且后者在我国骑楼文化中不可动摇的代表地位，加之差不多同一时期，闽粤商人在上海的确有一段活跃史，因此误以为金陵东路骑楼系广式骑楼的说法，也非空穴来风。不过，多方史料证明，金陵东路骑楼一条街的建设，是由租界当局根据彼时市政发展需要而推进，与客居上海的异地商人，没有直接关联。

非“广式”也非“法式”而是新的“上海式”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为上海骑楼并非“广式”而是“法式”?对此，研究人员和学者却有惊人的观点--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怎样写〈上海市政工程志〉的城市道路》一文的作者就指出，他们在编写金陵路骑楼建筑一段时，发现 《上海地名小志》《房地产报》《黄浦区地名志》等都说骑楼是“仿照法国式样”.但法国什么地方有这种样式的建筑，为什么要在这条路上仿照的理由，都没有交待。

　　后来，研究人员在档案中找到一份1946年上海市政府法籍顾问雷米石写的“继续拓宽金陵东路宁海东路的建议”.这段文字，对修建骑楼的原因、方法、时间、规格，以及当时法公董局有关此事的几次会议内容，都记叙得十分具体、详细，但只字未提“仿照法国式样”.从雷米石这段追述式文字来看，即使他没有亲历亲闻（已相隔20多年），但不可能没有查阅过有关档案。而且，那是一份向当时市政府正式建议的文稿，应当较为可信。最后，《上海市政工程志》的正文中，只出现了“拱廊式骑楼”和“廊柱式建筑”,并未提“法式”.

　　而上海社科院历史学博士牟振宇在其所著的《从苇荻渔歌到东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 一书（2012年出版）中则做了进一步研究。

　　他在书稿中介绍，旧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积极推动欧式建筑街景设计，在很多干道马路上实施中式房屋禁令，且规定所有新建房屋必须采用欧式建筑立面。不过，公馆马路柱廊计划，是法租界公董局对街道立面控制的一个特例。那时西方人认为上海建造游廊，是将文艺复兴和中国夏季酷暑结合。酷暑需要房间通风，还要在房间和外面灼人的热气之间有一个间隔，这样就产生了游廊。游廊在窗口前延伸为敞开式的大厅，为了承受这种敞开式大厅的重量，最具文艺复兴建筑色彩的圆柱，则正好发挥了支撑作用。

　　牟振宇博士的观点，更具创新精神：金陵东路骑楼“造就了新的上海建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