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厅

　　这是悲壮的一段历史，也是一段充满英雄事迹的历史...

　　

　　1936年10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妇女团21800多名忠勇将士，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在甘肃靖远地区度过黄河，先是执行旨在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来，因战局变化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1月上旬改称西路军，奔赴河西。在随之而来的日日夜夜，西路军与反动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及时半年之久、大小八十余阵之多的浴血苦战。期间，虽攻关夺隘、建立政权、纵横千余公里及先后歼敌25000余人，但终因孤军作战、缺粮少弹、寡不敌众等因素，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西路军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1936年10月8日、9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为了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也就是《十月份作战纲领》。

　　

　　1936年10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共计21800多人，奉中共中央和中国军委命令，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开始执行配和一方面军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重大任务。

　　

　　

　　1936年11月8日中央的《作战新计划》的出台，渡河部队提出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报批，以及11月11日中央电令徐、陈“你们所组成西路军”的电文，艰苦的河西征战就此拉开了历史帷幕。

　　

　　就在西路军全力西进途中，却接到中央电示，要求部队“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

　　

　　本来，按照11月8日制定的《作战新计划》，河东红军将分成南路军和北路军，河西红军组成相应的西路军，大家都开始新的长征。但和张学良通报情况后，张学良要求给他三个月时间。这也是后来发生“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征兆。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已经达成了一个“三位一体”（即红军、西北军、东北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率先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新局面的一种默契。并为此不断的向蒋介石哭谏，要求停止“剿共”团结抗日。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拼命的园其已持续了8年的“灭共”美梦，他把此时对河东红军的“围剿”看成是这快见分晓的“最后五分钟”。

　　

　　当西路军滞留永昌、山丹，马步芳拼命的发起进攻。一时间，从永昌至山丹约三百里的地段上，战火蜂起。

　

　　

　　直到1936年12月27，军委主席团明确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两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加紧从永昌、山丹撤离，开始向临责、高台继续西进。

　　

　　

　　局势发展一波三折，为了防止内战爆发，也为了全民族抗战有一个巩固的后方，以及不给国民党内部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人以口实，西路军在缺粮少弹地冻天寒的极端环境中，移军临泽、高台，并在此与数倍于我军的地方军阀进行了殊死搏杀。

　　

　　就在西路军停留临泽、高台紧密布防的同时，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他们以一部牵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和三十军。此外又集中了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部分民团，从1月12日开始，猛攻高台五军。

　　

　　数日后，因敌众我寡，弹药殆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等三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高台沦陷后，敌人又向临泽扑来，驻守临泽县城的五军三十七团和总部直属队坚守一天后，在九军接应下，突出重围，此时，整个西路军全部集结于临泽地区的倪家营子一带。整个形势极为不利。

　　

　　1月28日晚，西路军13000余人第二次来到倪家营，在这里与马家军血战40余天。

　　

　　

　　1937年3月1日，西路军开始从倪家营子突围，先是到达40多公里外的三道柳沟，在这里与敌血战五昼夜，战士们个个以一当十，殊死搏斗，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

　　

　　

　　3月12日晨，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后且行且战，到达梨园口——祁连山的入口处，准备由此进山。而此时，敌人的黑马队、白马队、灰马队、黄马队、花马队等如潮水一般纷至沓来。

　　

　　梨园口血战，九军损失2个团，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总部回民支队副司令马有明、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及八十一团团长等2000多人壮烈牺牲。

　　至此，21800多名将士，经过5五个月的艰苦征战，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更为了策应河东红军，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献出自己的一切。其中7000多人阵亡，9000多人被俘，其中有5600多人惨遭杀害，写下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面对这种失败，西路军边打边撤，在马场滩、在康隆寺、石窝山下，前仆后继，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光了，战士们就用枪托、大刀、木棍与敌肉搏。等撤到石窝山时，全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此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剩余人员分三个支队坚持游击。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毕占云支队先后在马场滩、康隆寺、肃南芭蕉湾迂回阻敌，有效的掩护了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的西进。西行支队从石窝会议后当即向南进发，进入祁连山腹地，3天后转向西行。

　　此后，西行支队420多人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组建“新兵营”，开始了学习驾驶汽车、飞机、坦克、无线电和炮兵等军事技术。后来这批九死一生的英雄战士大多成为我军技术力量的重要骨干。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早在西路军组建初期的1936年11月，就曾不断电报询问:“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是否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此后，一直非常关注西路军的命运，特别是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曾不断设想，要么请张学良之于学忠部设法策应，要么提出西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期间派张文彬等同志在西安积极寻找关系，前往河西进行营救。

　　

　　正是在这种努力下，1937年2月，张文彬，吴鸿宾，马宪民携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前往河西进行营救。3月，张文彬，刘秉林携国民党爱国将领赵守钰前往西宁，会见马步芳，要求释放被关押在西宁的西路军将士，同时，1937年5月，张文彬，彭加伦、朱良才等一行七人来到兰州，筹建红军联络处，全力开展西路军的营救工作。

　　正是在中央、各地八办和河西人民的大力营救下，先后有4700多名西路军将士回到党的怀抱，回到延安，还有4900多流落人员幸存下来。

　　千里河西千里情。为了纪念西路军的光辉业绩，缅怀西路军的悲壮征程，凡是西路军征战过的地方，河西各族人民纷纷修建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堂，并推出宣传西路军英勇事迹的展览。西路军理论研究工作者纷纷发表有关西路军的文章，出版各类专著和书籍。西路军亲历者更是纷纷撰写有关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文艺工作者也相继推出了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姐姐》、《红流》、《惊沙》等感染力极强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凤凰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相继拍摄了有关西路军专题片。

　　

　　正因为西路军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西路军这段历史本身的厚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卓然、徐向前、李先念生前分别留下遗言，要把骨灰撒在河西走廊这片他们当年战斗过的土地，撒在那些牺牲了的先辈身旁。

　　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伟大的历史功勋，所以我们的结束语这样写道：你们溶入了历史，你们化作了山峰。巍巍祁连就是你们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