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将进酒》，人们大都会想到李白怀才不遇，如萧士赟所云：“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果真是这样吗？我认为李白在后世遭受的冷遇和误解比唐朝严重得多。事实上，自从李白经历一番宦海浮沉，发现自己的志趣和才干不在仕途以后，便不想做一个政治人，只想做一个文化人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即是明证。“圣贤”代表李白早年的政治偶像，“饮者”代表他当下的文化理想——既饮且隐。文化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其声名自然比谋求现实利益的圣君贤相更高。所以，此时的李白（51岁）是忧国忧民，而非个人的怀才不遇。
那么，在写作《将进酒》的天宝11年（752年），国家一派文治武功、人才济济，李白何忧之有呢？
恰恰是因为社会太繁荣昌盛了！李白在隐逸八年之后，冷眼观察到当时的物质财富已经过剩，国民急需要补充精神食粮，提高文化素养。他写作这首诗的目的便是呼吁朝野上下做这方面的思维转变。在李白看来，金钱不是人生的目的，是用来实现精神价值的工具。当然，饮酒也不是人生的目的。在这里，酒已经成为了文化的外在形态，成为了金钱与诗赋转换的媒介。先用钱买酒，再用酒激发人的灵感，写出好的作品，譬如诗中的“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譬如《将进酒》作品本身。假设这种诗酒唱和的现象能蔚然成风，社会必然就会从经济繁荣走向更高级更伟大的文艺复兴。
饮者之李白无比浪漫，隐者之李白又无比理智，他意识到文艺复兴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不可能实现，所以最后感叹——“与尔同消万古愁”。此愁同时也昭示唐朝将不进则退，陷入万古不变的兴衰轮回。
尽管李白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预言家。话音刚落，天宝14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大唐盛极而衰。究其原因，正是国家过于偏重物质积累，过于偏重感官享受。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即来自于文化教养。
遗憾的是，我们后人全然没有发现李白的成长与觉醒，不知道他已从政治转向了文化，从诗歌转向了哲学，以至于只给他留了一个“诗仙”的饮者之名。另一个隐者李白则比圣贤更寂寞。
二
需要说明的是，诗的标题“将进酒”乃是隐语，与享乐无关。第一，李白弃钱取酒，且饮且吟，说明他已将酒从财、色、气中分离出来，当成了琴、棋、书、画、诗的伴侣，归入了精神的范畴。第二，他的饮酒、斗酒也不是单纯的喝酒，而是泛指诗歌创作之前的阅世采风。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狠命劝人饮酒，实是希望人们抓住青春年华努力学习，不要等到“高堂明镜悲白发”；他狠命劝人散钱，实是希望人们不惜一切物质代价追求艺术理想，如“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事实上，李白的诗也主要是来自于现实的生活体验，而不是酒精刺激；他的钱也主要是花在探朋访友、游历山水，而不是买酒。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佯装成醉生梦死的模样呢？因为他已经由饮入隐，不想干涉时世了。所谓大隐隐于“酒”。
三
后人另有一处误解是，将“天生我材必有用”之“材”当成雄才大略或者李白自身的诗才。实际上“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前后因果的关系，与上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一样——因为“天生我材”，所以“千金复来”。意即，天生我们这副身板、这份才干是有作用的，是能够重新挣得钱财的。“材”在这里是特指一个人获取物质财富的体能和感性思维，与诗歌创作能力无关。李白认为，赚钱是一种本能，是人人都具有的低级能力，而艺术才能是需要后天引导和培养的高级智慧。相当于感性思维之上的理性思维、灵感思维，这种才能不能赚钱，相反需要投入大量的光阴与金钱，而且最佳年龄一旦错过，不能重来。它产出的是艺术作品。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