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随营五分校的领导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副校长由雷任民(后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同志兼任。郭守譓到随营学校后，随即给学员们上政治课，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后来担任三队代理指导员。1938年5月游击六团组建初期，抽调学校一批干部和学员充实部队，他担任了政治处宣传干事(营级)，他的学生大部分成为游击六团骨干。1939年，郭守譓调任临县牺盟中心区宣传部宣传科长，随部队开赴平川抗日。1940年初，组织上又安排他任《黄河日报》社副主任，和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常芝青同志(主任，后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一道，用石印的方法印刷抗战报纸，《黄河日报》的出版，给予根据地军民极大地鼓舞和支持。1940年4月，郭守譓调入我党培养干部的供给制学校———“晋绥边区第一中学”(吕梁区党委党校前身)。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把吸收和培养知识分子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晋绥一中是中共晋绥分局、晋绥边区政府成立后创建最早、影响较大的一所重点学校，校长由行署专员苏谦益同志兼任(后为王静野、秦穆伯)。学校的宗旨是“给坚持根据地抗战建设培养干部”，“中学班专门培养各种工作干部，师范班专门培养小学教师”。学生主要是部队及边区各级政府选送来的在职干部、小学教师和学生，以及投奔解放区的抗日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根据形势需要，随时分配到部队和边区政府部门。

　　当时，晋绥一中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师资力量在晋绥边区首屈一指。郭守譓先后任中二班、师三班、中六班(是时编为宣传队)、中七班班主任，语文教材编写组组长。在教学过程中，他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尽可能讲解得通俗易懂，使语文教学生动活泼。他还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具体的教学制度，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40年，日寇先后数次对晋西北根据地大举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学校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也有学生伤亡，学校不得不多次转移。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每人每天仅以不足半斤黑豆充饥，备受艰辛。面对敌人的疯狂，全体师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没有桌椅，就席地而坐，没有纸笔，就用树皮订成笔记本，用树棍在地上画。在一中，教师艰苦地教学，学生们艰苦地学习，蔚然成风。在那残酷的岁月中，郭守譓两次罹患可怕的伤寒，几乎性命不保;有人牵着高头大马，捧着礼帽、长衫，请他回到敌占区，但他毫不动摇。1942年，郭守譓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他还带领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不仅使学校的粮食自给有余，还支援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在抗日战争中，晋绥一中先后毕业的学员有一千多人，这些同志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许多人担任了副省(军)级、正副地(师)级领导干部，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抗战结束踏上新的征途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赢得最后胜利。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将抗大毕业学员迅速派往各根据地，郭守善被分配到吕梁军区。当他路过临县时，兄弟两人再次见面，高兴之余，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从那以后，郭守善先后担任了吕梁军区10团1营、军区独立营、军区隰县大队副政治教导员和吕梁军区芮城河防大队(后改编为陆军18师53团2营)教导员，率部参加了解放战争。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部队再次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4师11团2营，他仍担任营教导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部队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考验，为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他被授予人民功臣奖章、西北解放纪念章。

　　新中国成立后，郭守善先后任公安4师11团干部处副处长、公安4师10团政治处主任等职。1954年，作为部队建立共青团组织试点团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工作座谈会。1956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7年获得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及解放战争三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任陕西省渭南军分区政工科科长。1960年8月转业到地方，任地质部三峡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大队(后改为湖北省水文地质大队)副大队长。率队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长期的地质勘探工作，为我国建成开发和治理长江的关键性世纪工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