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绣

　　朱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名士，一生积极倡导创办实业，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曾不顾个人安危，赴藏谈判，促成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维护民族团结、安定边陲作出了贡献，有“边事专家”之誉。

　　生长在边地小商人家庭的朱绣，不依靠同教、同族、同乡、裙带及金钱关系，能于十年间青云直上，成为青海政界中重要人物，其才能天赋之高可以想见。他出使西藏之前，时人期望甚重，有人送诗云：“破碎山河不可收，何堪同室自为仇。凭君好借天湖水，一洗中原五族羞。”其行果不负众望。及至被刺杀，西宁群众编唱一首“花儿”道：“朱锦屏死在莲花台，周子扬作了个伴儿；国民军谣言不上来，孽障死西宁的汉儿。”可见其在青海群众中的威望和地位。

　　从私塾学童到商行学徒，是湖南人黎丹“慧眼”识人并举荐了他

　　漫游大江南北、结交名流，大力兴办教育和实业，一心只想建设青海

　　为安边稳疆，衔命入藏唇枪舌剑，启程返甘，达赖亲自设宴饯行

　　天妒英才，河湟赤子遭马家军阀伏击饮恨辞世……

弃学从商幸遇“伯乐”　　马麒幕府崭露头角

　　朱绣，近代青海政治家、文化名士。字锦屏，青海湟源人，原籍西宁。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生于湟源城的一个商人家庭，排行第三。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幼年时从湟源杨景升学习经文，杨氏以为朱绣可造。

　　十八岁时，因为科举制度被废除，读书求功名的路途不通，父亲朱义山便叫朱绣弃学从商，在山西人开设的乾泰永商店当学徒。当时恰值辛亥革命前夕，新思潮风起云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在京津等地纷纷出现，青海虽然地处偏僻，但往来于京津的商人却无意中把那些新思潮、新报刊偶尔带到这里。朱绣听后、读后，大为兴奋，遂先后托人从天津和上海订购了《益世报》、《申报》、《大公报》等着名报纸。他每收到新报时，便仔细阅读，并反复思考，认为这些新思想的确很有道理，同时也从中意识到了救国救民是每个炎黄子孙的义务。

　　民国初年，他已有单独营业的资本，并能讲一口流利的商业藏语，经常带领语言不通的青海各族盐贩运者到丹噶尔（湟源县旧称）厅宫盐局办理有关手续，在那里结识一些盐局官员，对政界之事亦有所了解，于是产生了弃商从政的念头，但那时他还没有门径。

　　1914年，湖南人黎丹来任西宁道尹。黎丹很注意网罗地方人才，介导文化教育。有一天，黎丹到乾泰永商店买东西，发现朱绣存有不少新式报刊，便与朱绣坐而交谈。黎丹这才知道朱绣学识广博，通晓古今大事，而且胸有大志，谈吐不凡，是难得的边地良才，不由大为惊赏。于是向宁海军镇守使马麒引荐，擢为道尹公府随员。这年，朱绣不满三十岁。入幕后，他很快结识了西宁文人名士如基香斋、李焕章、周希武诸人，使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游历南北结识英才　　润泽桑梓豪气干云

　　1915年之后，朱绣为了进一步开阔眼界，增加见识，便以西宁道属参议会议员身份漫游大江南北，先后到过兰州、西安、洛阳、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结交了一批名流，如邵飘萍（《京报》主编）、张建（陇右诗人）、林竞（国民党人物，后任西宁道尹）、慕寿祺（陇右史学家）、薛笃弼（后任甘肃省长）等，并受到这些人的高度赞赏。邵飘萍说：“朱君锦屏，乃今世奇材异能之士，与余为刎颈之交。”后来邵氏在《京报》陆续发表了他的文章，并亲自着文推介。慕寿祺、张建等人给他写了一些评价很高的诗文。朱绣此行，不仅结识了一些精英人士，而且注重实际考察，搜罗新式书报，思想上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迪。1916年，他满怀改造建设青海的信心归来。

　　回到西宁后，朱绣立即投身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的热潮中，先后担任了宁海蒙番师范学校、甘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等四所学校的校长。他还和周希武等人组织了西宁道属研究新学制联合会，革新学制，废除读经，修订各校课程。他亲自为学生上课，宣扬新思想、新知识，激励学生要胸有大志，热爱家乡，为建设新青海竭力奋斗。此外，他还提倡群众办学，亲自动员商户捐资，修学校，兴教育。在他和黎丹、周希武诸人的热情倡导下，兴学之风气一度在青海甚浓。

入藏谈判不辱使命，慨然着述安边稳疆

　　自民国初以来，英帝国主义分裂我西藏之心不死，尤其在1913年6月举行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人提出分裂西藏的计划，并将青新川滇大片土地划入“外藏”,引起国内强烈的反对。为了劝说十三世达赖内向，北洋政府拟派代表入藏谈判。当时，马麒、黎丹认为朱绣素有开发经营边疆大志，而且见广舌利，所以向甘肃督军张广建保荐，任朱绣为入藏特使，以甘肃督军公府咨议李仲莲、青海红教喇嘛古浪仓活佛为副使，于1919年7月启行入藏。11月24日，朱绣一行到达西藏首府拉萨，并与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会见。之后的五个月时间内，朱绣先后与达赖、班禅以及西藏上层各界人物广泛接触，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几经努力，终于说服了达赖等人，他们表示愿意内向，不做有损于中华民族的事。1920年4月，朱绣一行启程返甘，达赖亲自设宴饯行，说：“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迫逼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念，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交朱绣带回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一件，并向甘督张广建、宁海镇守使马麒赠送礼物，以表示友好团结。7月，朱绣回到兰州，将入藏情形、达赖文函以及他个人草拟的《经营西藏计划书》等交给张广建转呈中央。北洋政府以朱绣不辱使命传令嘉奖，并授以甘肃省烟酒督办之职以示重用。但朱绣以此职与其经营边疆之志不合为由而坚辞未就。

　　当时因为适逢直皖战争之后，政潮未息，北洋政府无暇过多顾及西藏之事，所以朱绣之建议便置之高阁，没有下落。但是，朱绣的精神却被人们所敬仰，尤其是他在西藏期间，搜购了许多英藏材料，作了不少调查考订，准备有机会时再次入藏，彻底解决藏事。及至从西藏返回，见志不得伸，便慨然笔于书，编成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后来由邵飘萍主持刊印，陇上史学家慕少堂题词道：“杜牧罪言书，贾生痛哭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此书至今仍不失为研究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重要参考着作。同时，朱绣还写下了《西藏纪行》、《拉萨风闻录》等着作。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