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上，发现文化宝藏的奇迹，可以与敦煌千佛洞相提并论的，只有新疆吉木萨尔千佛洞。
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动机，是谜中之谜。吉木萨尔千佛洞密封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时过若干世纪才意外启封，因为真正的藏宝者将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2007年11月，我在昌吉意外获悉：前几天大雨过后，高台寺正殿背后的土墩被冲刷出疑似佛龛的建筑残址。
佛龛、底砖、塑像残片……被雨水与封土剥离开，难道是那消失了近两个世纪的千佛洞又露出了端倪？难道是又一个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奇迹即将出现？土墩之下真的封存着曾经接待过王延德使团的高台寺遗址？高台寺与藏佛洞，会是一个地点的双重秘密？
通过对“藏佛洞”的重现与灭迹过程的探讨，我们的答案是：“藏佛洞”从未真正毁灭在一次次战乱中，仍然秘藏着，将由文明的传承者去发现。
菜农发现千佛洞？
新疆吉木萨尔县城西南，有个地名叫做“千佛洞”.这是吉木萨尔地方与北庭古城齐名的古遗址。其实，千佛洞地名的出现，只不过是两个多世纪前的事。
由乌鲁木齐都统和瑛主持编撰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新疆方志《三州辑略》，在介绍山脉走向时，不经意地提到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吉木萨尔有个菜农，得了眼病，双眼几近失明。无以糊口，靠熟悉路径，到南山捡拾柴火为生。每逢晴日便拄杖入山。一次，在山中眼病发作，疼痛难忍，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山顶解下腰带想自尽。忽听有人在耳边说：山下有溪水，用溪水洗眼睛，可以重见光明。他问：你是谁？没有人回应。话却在耳边一连说了三遍。他匍匐下山，听到山涧流水之声，就许愿：如果真能治愈眼病，就出家为僧。用水一洗，疼痛立止。在水边洗了两天，视力竟恢复了。他向空中拜谢。再次爬向山顶途中，见到一处坡土坍塌，从山体裂缝竟露出了白灰抹平的墙壁。用手刨挖，还见到了门洞遗迹。他刚刚能看见东西，不敢贸然入洞。出山后，遍告村民，村民纷纷携带锨镐随他重返当地。推开洞门，点燃火炬，看清山洞是半圆形，洞中有身长丈六的卧佛，金面跣足，衣服颜色如新。又见到不计其数的佛像，从一尺多高到三五寸长短不等，土花锈蚀，但极其精美。菜农感泣，即日落发出家，并在洞前接盖了庙宇。洞中佛像有九尊由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零进贡给乾隆皇帝。--这，就是吉木萨尔千佛洞的发现经过。据《清实录》，乾隆三十五年的一件大事，是吉木萨尔安置了来自佛教文明区域的河西甘州、肃州的移民，拨地垦殖，自成村落。幸运的菜农，在这个背景下使千佛洞与自己一同重见天日。
在吉木萨尔发现佛门宝藏，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敦煌。近年来，世界性影视热点之一是“找宝”,可是，将《夺宝奇兵》系列、《国家宝藏》系列、《加勒比海盗》系列、《古墓丽影》系列……叠加到一起，也不具备吉木萨尔千佛洞与敦煌藏经洞先后重现于世的那种颠覆性。
敦煌藏经洞与吉木萨尔千佛洞，都封藏于中世纪西部宗教变更的历史阶段，都在现代时期到来之前被人在无意中再次启封。区别只在，敦煌秘洞藏经，吉木萨尔秘洞藏佛。从重现之日起，藏经洞与千佛洞都经历了新的磨难。敦煌藏经洞的“劫经”,是20世纪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页，而吉木萨尔千佛洞（藏佛洞）的劫难，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更具有毁灭性。敦煌藏经，至今犹存，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吉木萨尔藏佛，除贡入紫禁城的九尊，至今竟连同洞窟遗迹都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谁也未曾见过藏佛洞
据记载：复明的菜农，在千佛洞出家，并在原地建立了寺院。以后，千佛洞一直由道士住持。从乾隆中期复现，千佛洞以屡着灵异、香火鼎盛着称，却又历经了三次劫难。同治年间，战乱重临，同治三年（1864），庙宇为大火烧毁，殿堂夷作平地。1933年，马仲英率部侵入新疆，将重建半个多世纪的寺院焚尽。“文革”的“破四旧”,又首当其冲。历经三毁四建，每次毁得彻底，恢复得更迅速，恐怕没有哪个佛教寺院曾经历过如此劫难，具有凤凰涅盘的生命力。
《三州辑略》的记载，是吉木萨尔千佛洞（藏佛洞）发现经过的文献来源，清代中后期新疆地方文献多次转引。但是，除发现经过，关于千佛洞我们所知并不多。特别是三次劫难的情况。同治三年，在以乌鲁木齐为风暴眼的战乱中，千佛洞首次被毁。从同治三年到1933年再遭劫难，路经者的见闻成为千佛洞兴衰史的重要佐证。
1908年深秋，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来到吉木萨尔。橘瑞超意外染病，10月19日，野村荣三郎独自骑马来到县城十八公里外、位于“山顶”的千佛洞。千佛洞大堂佛像与卧佛早已修复如新，正堂正在修建一座戏台，说明千佛洞的庙会相当兴盛。正堂北侧有一具石碑，碑文在同治三年已经被破坏，文字漫漶不清，仅“大清”二字依稀可辨。但寺院前保存着一米六高、刻着《重修千佛洞碑序》的石碑，是乾隆三十六年所建。野村荣三郎的考察记《蒙古新疆旅行记》，曾编入日本的《新西域记》。上述见闻证明，千佛洞确实发现于乾隆三十五年，并且乾隆三十六年在原地修建了寺院。同时说明，从这个地名出现起，“千佛洞”就在今天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山顶”的佛寺。这个佛寺几十年前经历了“灭法”危机。《蒙古新疆旅行记》的记载，等于为《三州辑略》关于千佛洞的发现过程，发现之后经历过新的灾难，提供了证词。
1917年，民国财政部官员谢彬路经吉木萨尔，在《新疆游记》中他这样描述千佛洞阴历六月六日的千佛大会：“数百里内外士女，皆来祈福禳灾。车水马龙，肩摩踵接，如是半月，岁以为恒。”在两次劫难之间，千佛洞是新疆东北部佛教的主要集会场所。
实际上，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来到吉木萨尔的前一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地方当局编撰吉木萨尔县乡土志时，千佛洞已经成为关注点。清末维新时期，曾将《乡土志》列入小学的课程表，编写各地的《乡土志》，成为时尚。光绪后期，吉木萨尔改名孚远。《孚远县乡土志》是较早成书的乡土志。关于千佛洞不可推移的证据，出自《孚远县乡土志》的附录《孚远县地图》，地图是为配合编撰乡土志特意实地测绘的。地图采用中西合璧图例，有明确的比例尺寸，吉木萨尔县城、财神庙、千佛洞等地名，都以缩略的示意图出现，好比一幅传统的山水画画卷。群山之间的千佛洞，用山顶两个相对的庙宇做标识。地图绘制于野村荣三郎来到吉木萨尔的前一年。虽然没有同时期的相片或图画存在，但缩略示意图（《孚远县地图》）相当于一张航拍。有了《孚远县地图》，再加上野村荣三郎的目击见闻，足以证明，从乾隆年间发现宝藏起，人们见到的千佛洞--那有丈六金身的卧佛、有精美佛像的洞窟--实际是耸立在地面的建筑。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