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原本只是为了教育本身，即为了人能够更为便捷地获取关于世界的各类知识。教育本身应该是独立的科学的自由的，一切形式的学问都应该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所兼顾的面越是广泛，越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中国式的教育，总是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即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目标，把人教育成什么样的人放到首位，把教育为什么样的人服务以及为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服务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来对待。

　　皇权大一统之后，在皇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只有那些利于皇权统治的教育形式，即以皇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教育才是最重要的。统治者把他们的强权意志强加在教育之中，那些本不该属于教育的东西像一节节被加挂的车厢，强行加入到教育这列越开越慢的火车之中。历史上的中国教育被附加了太多的本不应由其承担的内容，教育沦为少数人可以控制的工具，也是少数人用来谋生的工具。教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不复存在了。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况呢？

　　由于唯官有书、唯官有器，唯官有学，“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显著特点。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规、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学校设在官府之中，官吏既是教育官员，也是学校教师。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教育与行政合一。因而，学习者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获取专门知识。到了春秋时期，受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式的教育走向没落，代之而起的是各类民办教育的“私学”的兴起，如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丘、墨翟等，纷纷兴办私学，聚徒讲学，成为中国古代私学兴起的渊源。

　　在这百家争鸣的私学大潮中，有的学派如墨学真正开启了民间智慧，建立了许多新的知识体系，如系统性的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学等。而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在教育内容上并没有与官府教育内容有着本质上的改变，只是丰富、完善了官府教育的知识体系，其教育在本质上说，仍然是从属于贵族文化的，而非平民文化。孔孟提倡开门办学从本质上说只是幌子而已，虽然主张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但他们从事于教育的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其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教育观，即人的儒化目标——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育德才兼备的人，并将德育置于教育的首位。

　　这样，与墨家将整个世界都作为其认识的内容所不同的是，孔孟之流将关于世界的知识局限于人学知识体系之内，而所谓人学知识体系，不过是按照儒家教义对人的“儒化”而已。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主导之下，无限宽广的天地仿佛变成了一眼枯井，原本眼界开阔的人却沦为井底之蛙。教育成了中国式宗教、哲学与政治三位一体社会意识结构的附属物与代言者，并与之融为一体，从而失去了其自身独立自存的科学性。教育的德化与教化目标，把君子圣人化教育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由于缺乏生产性知识的教育，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免不了沦为侏儒的命运。儒家教育思想最终被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捕捉，从而成为奴役世代中国人的工具。“学而优则仕”，进考场与官场成了教育的目的，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被迫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