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通了，马上就通了，”他叫喊着。“这张10应该放在J上。”

　　我带着满腔愤怒和厌恶玩完了那把牌。他马上把牌抓了过去。

　　“你喜欢用牌变戏法吗?”

　　“不喜欢，我讨厌用牌变戏法。”我回答说。

　　“来，我让你瞧瞧这一手儿。”

　　他接连给我变了三种戏法。我对他说，我要到饭厅去占个位子。

　　“噢，那你甭操心了，”他说，“我已经替你占了一个位子。我想咱们俩既然同住一个舱房，那咱们完全可以就在一块儿吃饭吧。”

　　我可真不喜欢开拉达先生。

　　我不仅和他同住一间房，一天三次同在一张桌上吃饭，而且我要是想在甲板上散散步也没法甩掉他。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他识趣点儿。他压根儿永远想不到别人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他始终认为你一定和他喜欢你一样喜欢他。要在你自己家里，你可以一脚把他踢下楼去，冲着他的脸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却还丝毫没想到，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他跟谁都合得来，不出三天，船上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了。他什么事都管，他帮助进行船上的清扫活动，他处理拍卖，他为比赛活动敛钱作奖金，他组织投环和高尔夫球比赛，组织音乐会，还管安排化装舞会。你不管什么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他。他在船上肯定无人不恨。我们都叫他无所不知先生，甚至当面也这么叫他。他把这看成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而他最让人难以忍耐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差不多足足一小时，他总让我们全都听着他的。他非常热忱，喜欢说笑，的确非常能言善辩。不论谈什么问题，他比谁都知道得更透彻，而且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就会挫伤他那不可一世的虚荣心。不管谈一个什么哪怕是极不重要的问题，在他没有让你完全信服他的说法以前，他决不肯撒手。他永远想不到他也可能会出错。他仿佛就是什么都知道。我们和一位大夫同坐在一张桌子旁。开拉达先生当然可以让一切都按他的意思安排，因为那位大夫非常懒散，而我是对什么都完全无所谓的，倒只有一个也是坐在那张桌子旁的叫南塞的人比较麻烦一些。他和开拉达先生一样非常武断，而且对那种一味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痛恨。他们两人之间时断时续的争论已显得十分尖酸了。

　　南塞在美国使馆工作，驻地是神户。他是出身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块头很大的小伙子，多余的脂肪让他的皮肤绷得很紧，又因穿着一身买来的现成衣服，到处显着鼓鼓囊囊的。他这是又回到使馆去，因为他的妻子回家去待了一年，他不久前坐飞机回纽约去接他的妻子来了。南塞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态度和蔼，讲话很幽默。使馆工作工资不多，她的衣服总穿得非常简单；但她很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她总让你看着感到有一种不同一般的味道。要不是因为她有一种也许一般女人都有，而现在在她们的言行中不常见到的那种气质，我也许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了。你不论什么时候看她一眼，都不能不对她的谦虚神态产生深刻的印象。那神态简直像绣在她外衣上的一朵花一样。

　　有一天晚上，在晚饭桌边无意谈到了珍珠问题。那会儿的报纸上曾经大谈聪明的日本人正在用人工的办法培育珍珠。那位大夫说，这样将不可避免地使天然珍珠的价格下降。人工珍珠现在看来就已经很好了，不要很久肯定就完全可以乱真。开拉达先生，一如他对任何问题一样，马上对这个新问题大发议论。他对我们讲述了关于珍珠的各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南塞对那些知识恐怕根本一无所知，可是他一抓到机会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就这样，不到五分钟，一场激烈的争论便在我们中间展开了。过去我已看到过开拉达先生情绪激烈、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议论，可是还从来没见他像现在这样激烈过。最后南塞又讲了句什么激怒他的话，他一拍桌子，大叫着说：

　　“听着，我讲的话可全是有根据的。我现在就是要到日本去研究一下日本养殖珍珠的事业。我是干这一行的，你去问任何一个内行人，他都会告诉你我所讲的没有一句不是事实。世界上最好的珍珠我全都知道。关于珍珠，如果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问题，那些问题也肯定只是微不足道的。”

　　这对我们却是一个新闻，因为开拉达先生尽管非常健谈，可对谁也没讲过他是干什么的，我们只模糊地知道他到日本去是要进行某种商业活动。他这时十分得意地看着桌上所有的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