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越过铁丝网，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因为杨根奎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发生意外，车行至石泉县，上来个汪精卫的和平军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的。临走时，这个和平军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到沿途的部队、各级政府亮明“八百壮士”的身份，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原川军29军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路费5万元。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7　　噩梦般的日子

　　杨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就订婚了。昔日的打铁营生已经难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录取入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家乡金堂县白果场，杨根奎用旧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他的军官身份、“八百壮士”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的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的大儿子也被拒之门外。

　　“文革”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8　　“一无所有”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位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他只在当地使用的名字“杨耀辉”，在国军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过早地苍老，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曾经成为这位“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这让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仪式上曾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自己也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提及、羞于提及。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杨根奎如今不必再隐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了。但当被问及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时，回答竟是“一无所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