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资料时看到陈毅‘一代完人’的挽词，心想，什么人才能用得上完人二字?”电影《梅兰芳》的编剧张家鲁对我说，“我看那些资料，没人说过他的坏话。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让身边所有人都不说他的坏话?”
“经常有人说，梅派艺术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但是要学，又很难学。”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迎对我说，“梅派艺术像一个水晶球。它从每个角度看上去都是圆的，很纯；梅派艺术就像梅这个人一样，真水无香。”
“梅兰芳这个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徐城北对我说。徐城北的妈妈曾经在《人民日报》当过记者，因工作关系接触过梅兰芳，“我妈妈到他家里去，他正在招待重要客人，我妈妈就先坐在一边。他招呼着客人，但其间也会回头对我妈妈笑一下——他不会让一个人受冷落”。
由于都是陈凯歌的作品，电影《梅兰芳》难免会让人拿来与《霸王别姬》比。然而编剧严歌苓觉得，程蝶衣和梅兰芳，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相比，因为“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但是电影里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
在《梅兰芳回忆录》和《齐如山回忆录》中都杳无消息的女须生“冬皇”孟小冬和梅兰芳的一段恋情，因此在电影里被做足了文章。
在梅兰芳的研究者眼中，梅孟之恋并不是那么美好，至少，结局不美好。“梅兰芳前前后后给了孟小冬6万块大洋。”吴迎对我说，“作为男人来讲，也算是完人了。”
吴迎说：“现在的人用现代的恋爱观来谈当年的事，非常可笑。”他说了一个掌故，当年坤伶刘喜奎曾经一度和梅兰芳谈及婚嫁，然而最终刘喜奎放弃了。吴迎说，刘喜奎是真聪明。而孟小冬只看到了爱情。
在导演陈凯歌看来，梅和孟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陈凯歌告诉我：“孟遇到梅的时候，正是梅精神挺痛苦的年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往下走。作为娱乐界的名人，他有好多情非得已的情况，有很多压力。”
陈凯歌把梅兰芳的人生形容为“被绑架的人生”。
“这个人生来就肩负着极重的担子。出身世家，祖父梅巧龄，名列同光十三绝，伯父梅雨田。他是梅家唯一长子，注定要兼祧两房，为两边各生一个孩子。”
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叫做倡优并列，他生在李铁拐胡同，在韩家潭陪过酒，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陈凯歌说。
“家庭是对他有要求的，还有梅党多年扶持着他，从经济上、文化上去支持他，大家这样付出，对梅肯定是有要求的。公众、社会还有媒体都对他有要求，所以他内心一直都有恐惧。在这时候，孟小冬出现了，孟小冬再三跟他说的就是‘不怕’，能看得懂他，她能读懂在他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他到底怕什么。”
历史上，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决裂，是因为梅兰芳不能做到在她和妻子福芝芳之间的一个平衡。梅孟分手之后，孟小冬在报纸上发表《孟小冬紧要启事》：“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然而在电影里，编剧改成了孟小冬和福芝芳进行了一次深谈，福芝芳对孟小冬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电影里，孟小冬最终送给梅兰芳一把伞，对他说；“畹华别怕，我走了。”
在严歌苓看来，这是最好的表现力式：“梅兰芳身边一直有各种势力试图控制他。”
为了表现各种势力对他的控制，剧本里设置了一个叫做“邱如自”的人物，他的原型，据说是梅兰芳重要的智囊齐如山。电影里，“邱如白”为了更好地操纵梅兰芳，雇人导演了一出血案，离间了梅兰芳与孟小冬。
“其实梅兰芳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没主意的人。”吴迎告诉我。他举了个例子。吴迎小时候跟梅兰芳身边的李三爷(释戬)学戏，李三爷对他讲过一个典故：当年齐如山和梅兰芳研究《霸王别姬》，齐如山认为应该分两个晚上演，李三爷建议分4个晚上演，齐如山认为李三爷不懂戏，一怒之下摔了本子拂袖而去。
面对冲突，“梅兰芳很冷静，他说李三爷是对的，4个晚上和两个晚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吴迎说，“齐如山拂袖而去，梅就说，让李三爷写”。
“他不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他是个太有主意的人了。他只是不显。”吴迎说，“你比如他为了躲避日本人请他唱戏，要医生给他打3针伤寒针，打两针就能到39摄氏度，打3针是要死人的呀。”
严歌苓也告诉我，研究完各种资料后，她也觉得梅兰芳“并不是没主意的人，他只是不硬来，他采取的方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
中国京剧院编剧、梅兰芳研究者徐城北觉得：“这人是慢性子，从来也不着急，都是别人推着他走。”包括在京剧改革上也是这样，“他就像在扭秧歌，进三步，退一步，不大刀阔斧，更不会连续大刀阔斧”。
徐城北告诉我：“比如当年的时装新戏，观众喜欢梅，但捧了一段时期、卖过几次满堂之后，就觉得忽视表演了。于是就又恢复了古装戏。”
“他的出走注定不会太久。”张家鲁说。
“他是个很会苦自己的人。”严歌苓说。据说当年梅兰芳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时，家里经常摆出流水席，但梅兰芳自己却似乎并不富裕。吴迎少年时经常在梅兰芳家里玩耍，他对夏日里梅兰芳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家里没有空调，他里面圆领的汗衫上都是洞，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抠那些洞。他出去的时候，衣服穿得都是笔挺的，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会是这样的，让他换他也不换。”
黎明在电影里出演梅兰芳，他肩膀宽，从形象上并不十分吻合。陈凯歌说，最终决定让他出演梅兰芳，是因为他对陈凯歌说：“我不会去演梅兰芳，因为我就是梅兰芳。”
黎明说，他觉得梅兰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戏子出身，没读过书，一切都不是看书得来的，而是自己在人生里观察得来的。但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能和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在一起成为朋友，非常不容易。”
他提到自己去长安大戏院看话剧《梅兰芳》，看到日本人来，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登台，那一点触动了他：“我会想到，如果我也生存在一个战争的环境里，我会怎样?”
张家鲁提到，在编写梅兰芳蓄须明志、卖画维生的一段历史时，他发现梅兰芳当时还在资助一些穷朋友，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其实当时大家情况都不好，他不去资助别人，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他在自己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要去资助别人。”
“这我觉得，他一直在努力地‘成为’梅兰芳，我觉得，这里面甚至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张家鲁说。
“他一直要求自己能够做一个好人，这很吃力，但也是因为他太想做一个好人。”严歌苓说。
电影里，潘粤明扮演了梅兰芳的表哥王蕙芳。当年，两人有“兰蕙齐芳”之称，然而，王蕙芳却过早地陨落。徐城北说，王蕙芳的失败是因为他走红后，“沾染了大烟和沉迷女色”。
而吴迎回忆说，梅兰芳其实也抽烟，解放后每次上台前，他都要抽两口，可是：“不多，就两口，不进嗓子。”
吴迎认为，梅兰芳蓄须，很大程度也是受当时他身边的画家朋友影响，因为画家们都蓄胡须。
“他一直是个努力自我完善的人。”严歌苓说，“他诗写得不错，还努力跟文人学画画。”
在严歌苓看来，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时的华人形象。
“那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还非常严重，排华法案到1944年才废止。梅兰芳的演出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穿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
电影《梅兰芳》里有一个细节：清朝宫廷有一种刑罚，给人戴纸做的枷锁，明令告诉犯人不准撕破，撕破就要被打死。编剧严歌苓说，她忘记了从哪里看来的这个细节，但看到了就觉得被触动了。
导演陈凯歌说，他也被这个刑罚触动了，在他看来，“这是高度象征的工具。一个演艺界的成功人士，他面临的处境是什么?”
“我跟西方的朋友们说，中国京剧的老角儿，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一方面，他胜了，会拥有最高的荣誉；另一方面，如果失败，就是死。基本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陈凯歌这样说。
电影《梅兰芳》对梅兰芳人生的描述，停止在抗战胜利。严歌苓在解释为什么将时间点截至在这里时说：“他的艺术高潮其实在建国前就已经完成了。建国以后，他已经不再只是梅兰芳，而是代表了很多政治的东西。”
徐城北家里留着一张照片，是他母亲当年从梅兰芳那里拿来的。那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上梅兰芳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干部装束。”徐城北说。
电影里，老伶人十三燕是梅兰芳之前的旧时代代表，在溘然逝去之前，他给梅兰芳留下了影响一生的两句话，一是“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另一句是“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
徐城北说，旧时代的艺人，要的就是一个体面：“要美，要尊严。”
“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美’。”陈凯歌说。
编剧张家鲁在给记者的邮件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2005年初在北京写完第一版剧本，轻畅之余遂与国富导演、老杜及友人二三登香山，欲往梅先生墓参拜。时值深冬，雪积盈尺，途径陌生，几番寻觅不得法，正图放弃，山坳里竞悠悠转出一人，不知乡民村叟；替吾辈指路。顺利诣墓祭拜后，忘了是谁惊醒：‘不愧是梅大爷，这么大冷天还派了人指路!’众愕，相对欣然。
“那年夏末，剧本又要大修，独自在台北气郁。读《孟小冬传》，知先生墓在台北近郊(新庄佳山公墓)，遂驱车往诣。盖年代久远，问管理员皆不知有彼，只得自寻。在墓区转了一两个小时，大汗淋漓，终于放弃。乘车时突然想及：毕竟是孟先生啊。
“一热一冷，一宽容一孤傲。我本不该去那趟佳山。”
严歌苓说，拍这部电影，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人和时代的关系，“我觉得民国这个时代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很闭塞，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部电影的另一条平行线，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这其实是和梅兰芳的一出戏平行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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