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在人脉传承方面，长期与其后续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

　　五四运动中以办《新青年》出名的陈独秀，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就加入青年会，学成返抵芜湖曾先后组建革命团体爱国会和岳王会，并以岳王会长身份率领该会成员于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安徽独立成立军政府后，他先后担任过军府秘书长与教育司长等职。

　　新文化运动的另两位主将鲁迅和胡适，也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

　　鲁迅于留日期间的1908年曾加入光复会，其1909年8月归国执教于绍兴中学期间，暗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1月浙江独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及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等职。

　　胡适则于1908-1910年间在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里学习，深受革命思想之洗礼，毕业后又执教于该校。

　　1921年7月，出席上海中共“一大”会议的13人中，也有几位是辛亥革命战士：

　　汉口代表董必武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等职。

　　长沙代表毛泽东早在中学时期，就“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纲领”，并撰文提出“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武昌起义胜利和长沙光复后，他觉得“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于是”决心加入革命军”，“以便能帮助完成革命”，他加入了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

　　广州代表陈公博曾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斗争。而当时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出席中共“一大”的陈独秀，则一直是中共初期的主要领导人。

　　肆

　　首次国共合作期间，辛亥革命党人任党政军要职者不乏其人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选出的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里，有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25人（含跨党之中共党员3人），候补执委17人（含跨党的中共党员7人），中共监察委员5人，后补监委5人。

　　这52名执监委员有十分之九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其中老同盟会员占38人。他们之中，任过同盟会本部领导职务者2人，任同盟会支部长及省市主盟人与分会长者至少13人；任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次长以上职务者6人，任各省军政府都督及司长等职者6人，任南京政府参议院和北京政府国会之议员与议长职者9人。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革命政府，就是由以孙中山为核心的一批老同盟会员，如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戴季陶、邹鲁、林祖涵、何香凝、林森等人组成的。他们牢牢掌控着党、政、军、财、群等部门之大权，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进行。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产生的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由80名委员组成，中央执委的36人中有中共党员8人，候补执委之24人中有中共党员8人，中央监委之12人中有中共党员1人，候补监委之8人中有中共党员3人。

　　辛亥革命党人在这里面仍占很大的比例和优势，且任党政军要职者不乏其人。

　　伍

　　从北伐到抗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辛亥革命宿将的贡献极大

　　北伐战争中，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主席汪精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参谋长李济深和白崇禧，及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李宗仁等，他们或为老同盟会员，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之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还为以中共党团员为主的新一代革命者登上政治舞台大开绿灯，不少中共党员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机构（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这为中共日后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任，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养成了大批干部。

　　随后，不少辛亥革命者参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投身于当时的抗日救国斗争。抗战初期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约9/10的成员是原同盟会党人；其国防会议、最高国防会议及国防参政会等机构中之成员，也大多有过辛亥革命经历。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划分过12大战区，担任过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者约有17人，其中同盟会员和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者占13人以上。

　　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和新四军里，也有一些主要领导者是原辛亥革命党人，如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即林祖涵）、董必武、彭德怀、刘伯承、谢觉哉、叶挺、张云逸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