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光绪不保，戊戌变法即将失败，维新派领袖无计可施，只有将最后的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康有为道:“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就有了见诸各种史书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诛杀荣禄、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的记载。

袁世凯在谭嗣同的一再追问下被迫表态，因慈禧与光绪有前往天津阅兵的计划，他流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前提是“若皇上在仆营”，并表示马上返回天津加紧部署。

袁世凯虽未进入权力中枢，但对宫廷之争多少也有所耳闻，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深知帝、后两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且摊牌在即，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光绪虽为皇帝，可实权却握于慈禧之手，军权尽归荣禄。就荣禄当时掌控的军队而言，北洋其他各军四五万，淮、湘各军70多营，京城旗兵数万。而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为一支劲旅，但只有区区7000人，能出动的最多有6000人，怎么也不可能在后党警觉防范的情况下贸然攻入北京。因此，他答应维新派，趁慈禧与光绪阅兵之际，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拾荣禄与慈禧。这看似托词，实则切实可行，也说明了袁世凯能够审时度势，不好虚放空言。但问题的关键是，还未到阅兵那一天，慈禧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

过去的一致看法，都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是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以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在没有最后角逐之前，他决不会轻举妄动，不论是帝党、后党，哪一方他都得罪不起。荣禄是袁世凯晋升得势的恩人，这对追求实利不以道德为准绳的袁世凯来说，越过这层障碍并不困难，但只要他稍有异动，或者说稍有不慎，那将不是他“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而是荣禄杀他“如诛一狗耳”。光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不敢得罪，尽管光绪无权，可要整治袁世凯这样的臣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袁世凯被逼到了一根细细的钢丝上，并且不走还不行。可只要一迈脚，身子就会失去平衡，直至摔得粉身碎骨。

事实真相是，袁世凯将维新党人的“杀禄围园”计划藏在了肚里，当时并未告密，而是从北京匆匆返回天津。在天津的袁世凯得知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心头真是又惊又惧。结局已见分晓，现在不是他袁世凯杀荣禄与慈禧，而是荣禄与慈禧决定他的命运与生死了。袁世凯心里十分清楚，“戊戌政变”的起因在于权力之争，并非是他与谭嗣同的密谋泄露，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全身回到天津了。但是，密谋暂时没有泄露并不等于永远不被泄露。怎么办？是将维新党人的计划继续深埋心中，还是向荣禄和盘托出？一时间，袁世凯彷徨无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担心维新党人有所招供；说了吧，对自己也很是不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皇权的国度，出卖百姓崇奉的皇帝，毫无疑问将被置于全体国人鞭挞拷问的境地。况且慈禧已是风烛残年，年轻的光绪一旦重新执政，那时的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会招致诛灭九族之祸。并且就是说了，因有参与之嫌，且未及时告密，还有“马后炮”的投机嫌疑，不仅难以博得慈禧、荣禄的欢颜，而且很有可能会加速他的灭亡。那两天的袁世凯，可真是绞尽脑汁，左右为难。

两相权衡，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根本就没有引起慈禧的注意与重视，这便是直到政变发生四天之后才有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的缘故。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使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前功尽弃。

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慈禧仍将他归于维新一党，且参与“围园密谋”证据确凿，居心叵测，加之并未主动自首，所以“欲置之重典”。这重典会有多重？在一个人治社会里，不论轻重与否，只要慈禧一句话，袁世凯的脑袋就得搬家。所幸荣禄出面，力保相救，总算将功折过，就此逃过一劫。而最要命的是历史评说，长期以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都扮演了一个鼻梁涂白的不光彩角色，背上了卖主求荣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