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自当千锤百炼，铁杵磨针。即使不能亮剑，亦要亮“针”，否则人家如何知晓你有真功夫，“绵”里还藏着“针”，而非草包呢？倘或有“针”在手，而深藏不亮，待到锈迹斑斑，亮无可亮，“针”亦成“绵”，蹉跎一生，亦无非一造粪机器而已。
“绵里藏针”实已成为天下草包自我宽慰、自我解嘲之借口。千奴易得、一才难求，锋芒该露须尽露，莫使刀光空对月，此乃为国而谋，亦是为己而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孟德的诗，是鸿章极喜爱的。横槊赋诗，迎风高歌，绝非感时伤怀之悲吟，实为豪气干云之壮曲。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大丈夫纵能顶天立地，力拔山兮气盖世，也不过白驹过隙，瞬间而逝。自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何敢虚掷光阴、自缚手足，作瞻前顾后之小儿女态？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虽是鸿章年少时涂鸦之作，却信奉至今。鸿章之一生，波澜起伏，千回百转，却从来一往无前。世人皆以为鸿章“激进”，而曾师（曾国藩）“谨守”。曾师讲求“持盈保泰、韬光养晦”，乃至忧谗畏讥、战战兢兢，极为身苦亦心苦。而鸿章却素喜率性而为，有事就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痛快办事、拼命当官、直率做人，不藏不装，不退不让。人或曰，“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鸿章不敢以大英雄、真名士自居，但天若有情天亦老，该出手时就出手，岂不快哉？
祁门之争
鸿章自入曾师幕府（参阅上期专栏《虎师无犬徒》），蒙曾师朝夕教诲，受益匪浅。曾师为人严谨，作息甚为严格，每日闻鸡而起，卯正时分（早上6点）必与众幕友一同早餐。鸿章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鸿章一同上桌。鸿章无奈，亦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瞳前去过卯，甚以为苦。待到习以为常，却亦不觉其苦。及至鸿章开府建牙、自成一派，亦能起早，才觉受益不尽，甘甜无穷。
起初，鸿章恋床，曾师无非偶令随从相催，岂料日后传言既广，却说成曾师派差弁、巡捕络绎来催。更有附会者说，曾师饭后告诫鸿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此等野叟村言，无非欲拔高曾师之严谨，却显得鸿章冥顽懵懂、失于自律，亦显得曾师小题大做、气宇狭小。
曾师其实外冷内热，极是能和属下打成一片。一日三餐，曾师从来都与我等同桌共食，不另开小灶。饭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读一回书。他老人家极爱讲笑话，说得人人大笑不止，东歪西倒，他却兀自端坐，一点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
曾师幕府之中，最能畅所欲言。曾师每办一事，无不集思广益，召集众幕僚，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方才自拟文稿。如有胜己者，则曰: 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人争先，相互磨砺，日益精进。
鸿章之张扬本性，不仅不受约束，反得鼓励。咸丰十年（1860年），曾师率军进驻祁门，拆城墙而改建碉堡。当时鸿章正在军中，竭力劝阻曾师。因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正是兵家之所谓绝地，易攻难守，不如及早移军他驻，以免临事危难，铸成大错。不料，曾师于此事已有定见，固执不从，再三争谏，曾师却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此时，皖南道李元度率师守徽州，曾师严令其守城毋战。元度不听，出城与长毛（太平军）大战，大败而逃，徽州于是沦陷敌手。元度于乱军之中失散，多日方回大营，却不留营听勘，径自回乡。
曾师大怒，命鸿章草拟奏折，弹劾元度。鸿章以为，元度实非统兵良材，今遭大败，非其之过，过在“将将之人”，用非所长。且元度是与曾师同患难之老人，过往功绩卓著，不可因一战之败而责之，乃率众幕僚为元度说情。
曾师犹自不肯，鸿章无奈，只好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师亦说：“我自属稿。”
自此，鸿章已是骑虎难下，只能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师说：“听君之便。”
鸿章于是辞职而去，回江西兄长家，奉老母同住。
绵里藏针
曾师为人，虽能礼贤下士、集思广益，但主见极深，一旦定规，即不计代价一往无前，“虽万千人吾往矣”，且向来对梗令者“诛之不贷”。鸿章虽深知此点，但鸿章亦是一讲求原则之人，不惟上、不惟师、只惟实，宁折不弯，此西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曾师既纳鸿章于幕府，其所指望者，在于人才，而非奴才。以曾师位高权重，想用奴才，还不信手拈来，何需再添鸿章一人、且待之如家人子侄呢？倘或鸿章一味逢迎，顺毛摸驴，于曾师何益？于鸿章亦何益？鸿章唯有直言进谏，方能公私兼顾。
祁门之忧，未几成真。长毛之“侍王”李世贤攻占景德镇，纵兵围祁门，曾师被困，情势危急。曾师甚至立下遗嘱，预备捐躯于此。后得湘军各部死力相救，转危为安，遂移营长江边之东流镇。曾师因此数度来函，邀鸿章回营襄助。时鸿章发妻周氏病重，鸿章难以脱身。曾师乃来信相责：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捧读此信，鸿章泪沾衣襟，待发妻病势转好，即束装赶赴东流大营，仍入曾师幕府，交好如初。自此，凡有军国要务，曾师皆与鸿章筹商，毫无芥蒂，倚重信赖，远胜从前。不久，曾师即荐鸿章筹建淮军，自此开创鸿章一生事业。追根溯源，此实“祁门之争”之效果也。
祁门之争，鸿章锋芒毕露在先，曾师包容大度在后。师生相知至深，无门户之见、无猜忌之防，以道义相许、国事相期，方得圆满。
世人皆谓，“绵里藏针”乃曾师风格，鸿章身为曾师之大弟子，却未能效仿、亦不愿效仿之。鸿章以为，曾师之“绵里藏针”，非仅其个性使然，亦是形势使然。曾师拥兵数十万之众，权重震主，功高不赏，实已身处风口浪尖，亟亟乎激流勇退，为的是自去嫌疑。世人若不察此中无奈，身无尺寸之功，却去学曾师之韬晦，岂不东施效颦、可笑之至。
其实，曾师亦曾告诫诸弟子：“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换言之，大丈夫在世，自当锋芒毕露，勇于担当，尤其当此天下板荡之时，理应建功立业，一往无前。
可悲的是，如今世风日下，“绵里藏针”实已成为天下草包自我宽慰、自我解嘲之借口。即令初生牛犊，亦是老气横秋、暮色苍茫，但知察言观色、唯唯诺诺，习奴才之嘴脸，效官场之陋习。其中间或有千里马者，亦随大流，藏锋镝，庸庸碌碌，厮混于槽枥之间，自以为韬光养晦，以待来日一呈雄姿。
殊不知，槽枥之间最能消磨骐骥灵骏。千里马不以千里为志，畏畏缩缩，以驽马之乐为乐，以驽马之忧为忧，逢迎媚俗，即使终有出头之日，亦已将一身锐气及才气消磨殆尽，只剩下酒囊饭袋。龚定庵（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以吾中华之大，而终究万马齐喑，除却“伯乐不常有”之外，千里马之甘于沉沦，和光同尘，亦是一大缘由。
人生在世，自当千锤百炼，铁杵磨针。即使不能亮剑，亦要亮“针”，否则人家如何知晓你有真功夫，“绵”里还藏着“针”，而非草包呢？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俱文章”，而“世事人情”之“绵”，其根本亦在于手中有“针”，倘或手中无“针”，世事越洞明、人情越练达，则草包亦越大，于国无益，于民有害。倘或有“针”在手，而深藏不亮，待到锈迹斑斑，亮无可亮，“针”亦成“绵”，蹉跎一生，亦无非一造粪机器而已。
千奴易得、一才难求，此实为鸿章寄厚望于后世英才铭记于心之宗旨。锋芒该露须尽露，莫使刀光空对月，此乃为国而谋，亦是为己而谋。切切！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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