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系命也。故戴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严，雷电之威，则奉身归命，有死无贰。故传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执之常也。然本无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习翫之爱，高下之隔县（即悬）殊，壅塞之否万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诚以感之，然后能相亲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絶望，情义圯隔，是谓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则位号虽存，无以自固。故传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称君者，惟书君名，而称国称人以弑，言众之所共絶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主名，以垂来世，终为不义，而不可赦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

在这里，晋代儒者杜预依据自己所发现的春秋义理，阐述了一种君臣关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弑君正义论”。对于人间治理而言，君的权威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君臣关系毕竟不同于父子关系，双方没有自然之恩。由此，臣可能不亲君，但君也很有可能不亲臣，甚至伤害臣，严重侵害臣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臣就可以杀死这个暴君。根据经学家们的梳理，孔子作《春秋》，凡书曰“某某臣弑君”，那就是孔子认定，该臣确实有罪。如果书曰“弑某君某某”，那就说明，孔子认为，这个君已经变成整个邦国的仇敌，被整个邦国抛弃，杀死他就是完全合理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这种理念其实是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一般性命题的具体运用。孟子虽然说，“孔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但也未尝不可以说，孔子成《春秋》，而非礼、无道之君惧。孔子的这种思想，被孟子予以系统发展而成为“诛一夫论”：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赵岐注曰：言残贼仁义之道者，虽位在王公，将必降为匹夫，故谓之一夫也。但闻武王诛一夫纣耳，不闻弑君也。《书》云“独夫纣”此之谓也。孟子注疏，卷二下，梁惠王章句下。

朱子集注：贼，害也。残，伤也。害仁者，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弒之罪也。”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这里提到的“书”，乃是指《尚书·泰誓下》周武王控告商纣王之辞：

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

孔安国传：言独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杀无辜，乃是汝累世之雠。明不可不诛。尚书正义，卷十一，泰誓下第三。

“独夫”、“一夫”说乃是天命说的逻辑必然。《尚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王乃是天所树立用以增进万民幸福的工具，而《泰誓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以万民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因而，万民归往，则表示天、人同时认同。只有这样的王，才是真正的也即合格的王。万民离心，则表示天、人同时抛弃，人、神共弃，则为“独夫”、“一夫”矣。此时，上天必重新寻找王者，授命于他，代行天罚，如商汤、文王。文武革命，诛杀“独夫”，其实是按照天命和礼法进行的一次强制性执法活动。上天通过万民的离心而对暴君做出了判决，革命就是执行这个判决的行刑过程。类似的理论在两千年后的欧洲封建制下也出现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在《论政府原理》中宣告，“诛杀一位公共的暴君是合法的和光荣的”（John of Salisbury， Policraticu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arry J Nederman，影印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这似乎在重复孟子的观点。

托马斯·阿奎那与孔子一样，稍微温和一些，他说：“特别是在一个社会有权为自身推选统治者的情况下，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那就不能算是违反正义。这个社会也不应为了这样地废黜一个暴君而被指责为不忠不义，即使以前对他有过誓效忠诚的表示也是如此；因为，这个暴君既然不能尽到社会统治者的职责，那就是咎由自取，因而他的臣民就不再受他们对他所作的誓约的拘束”（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60页）。

总之，在封建时代，君不享有绝对的权威，也不具有神圣性。封建君臣的权利-义务确实是不均等的，但终究是相互的，而不是君有权利而无义务，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因为，双方的契约和普遍的礼法已经划定了君的行为的范围，包括君对待臣的基本规范。只有在合宜的范围内，臣才对君有忠的义务。一旦君的行为不合宜，可能对臣带来危害，那么从臣的角度看，君首先破坏了双方的契约，失信于臣。这个时候，臣也就完全可以减弱自己对君的臣服。假如君直接侵害臣，臣就可以全部解除双方的君臣关系。这个时候，君对于臣来说，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对自己造成了伤害的陌生人，而臣此时则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个自由人可以对那个侵害了自己的陌生人进行报复。这样的私人报复行动也具有公共意义，它在维护健全的君臣伦理。这种报复可以是易君位，也即驱逐暴君。在特殊情况下，臣享有诛杀暴君的权利。最高级的形态则是革命，这是封建君臣权利-义务关系之相互性的极端形态。

这种以义而合的君臣关系乃是封建治理秩序的命脉所系。正是借助这一优秀的制度属性，仅凭着这样一个看起来单纯的君臣关系，周人构造出一个相当宏伟、并一直具有巨大扩展能力的封建的天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