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三月，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已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⑧。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哪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注

释

①②③ 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艺文三》。转引自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1页。

④ 郑廉:《豫变纪略》卷四。转引自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崇祯实录》卷十七。转引自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杨嗣昌，字文弱。转引自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⑦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转引自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转引自晁中辰:《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