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九四二》使白修德这个名字从历史深处迅速地走入到人们视野中。由于当时美国严格的新闻审查和国民政府的阻挠，1942-1943年的大饥荒报道并不顺利，美国记者白修德克服各种困难，深入灾区采访，他的报道很快在美国引起轰动，也间接给国民政府施加了赈灾压力。

关于1942年发生在中国中原地区河南的那场并不为人熟知的大饥荒，白修德在后来的回忆录《探索历史》(InSearch ofHistory:APersonal Adventure)中这样描述：

把各县和各村的情况逐一加在一起统计，看来受灾最重的40个县里还有800万居民。其次是一些边缘县份，那里还有许多人正在奄奄待毙。根据我们目击的情况和地方官员给我们提供的死亡数字推算，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三百万人已经背井离乡外逃了；另有200万人已经饿死。当时是三月份，我们估计，如果庄稼长势正常，新粮也要到五、六月份才能够成熟，所以还会有两三百万人饿死。我在灾区的最后一个星期集中精力于统计数字。我的最可靠的估计是，有500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这个数字可能有20%的出入。但是最准确的数字通常都变成了统计资料，因而很容易被人遗忘。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我所搜集的数字，甚至也不是我们在调查灾情时那种麻木不仁的心理，而是一天傍晚我们骑马外出时看见两个人躺在田野里哭泣的情景。他们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野里互相搂抱，依偎取暖。我知道他们已命在旦夕，而我也不能停下来；但是在我看来，迎着凛冽的寒风，面对冷漠的世界，他和自己的妻子在弥留之际相依为命地蜷缩在一起，躺在坚硬的雪地上，是一幕惨景，然而他们相爱之深，委实感人肺腑。

——《探索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深受费正清影响对华产生兴趣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Harold White，1915.5.6-1986.5.15)的中文名字。这位二战时期美国驻华记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充满兴趣，曾深入报道了二战时期的中国。作为熟练的政治新闻报道记者和小说家，他又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记录和分析了不同选期内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从而进一步为人熟知，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1915年5月，白修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大卫·怀特(David White)是当地的一名律师。根据白修德后来在《探索历史》中所描述的成长经历：他在波士顿的犹太人聚居区长大，进入希伯来语授课的学校上学，并在那里对犹太教圣书塔纳赫产生兴趣，甚至在几十年后，他还能回忆起一些希伯来语的圣书内容。白修德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6岁时，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到街头卖报维持家计，饱尝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穷人带来的痛苦和辛酸。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白修德还参与组织了一个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学校协会。1932年，白修德从免费的波士顿公立拉丁文学校毕业，由于在校期间表现优异，他在1924年获得了220美元的哈佛大学奖学金。当时，他还获得一笔180美元的报童基金。这两笔钱加起来正好可以支付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学期学费，因此，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读书，以后又转入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

乔伊斯·霍夫曼(Joyce Hoffman)在《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The odore H.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中这样描述白修德的哈佛生涯：他在哈佛读书时候，发现“哈佛的共产主义者多如虱子”，他曾站在图书馆宽阔的阶梯上，将一只拳头挥向天空，宣称道：“我主修历史！我要领导一次革命！”他将自己描述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哈佛大学期间，白修德是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的第一位弟子。白修德很早就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充满兴趣，他在哈佛期间修读了中国历史。在费正清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着以政治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在师生关系之外，两人也是毕生挚友，白修德离开哈佛后一直与费正清保持紧密关系。他甚至以费正清的姓Fairbank为儿子大卫·费尔班克·怀特(David Fairbank White)命名。

1938年，白修德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中还包括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Kennedy,Jr。)，即后来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哥哥。毕业后，白修德申请到一笔海外旅行奖金，他带着这笔钱和费正清的介绍信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到了当时国民党所在地——“陪都”重庆。

二战时期的驻华记者生涯

白修德是二战时期西方记者进入中国活动的一个缩影。他1939年就来到了重庆，开始向西方报道中国的情况。最初，白修德在重庆的工作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顾问，随着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他逐渐成为了一名中国战局和政局的自由报道者。白修德从1939年开始就跟随国民政府，深入观察了中国的政治情况变化，经历了重庆国民政府一系列重大事件。因此，从时间上而言，他比一般西方记者到中国报道二战战况和国共角力都要更早。

后来，另一位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美国人——美国《时代》杂志的创立者和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R.Luce)了解到了白修德的新闻视野和敏锐的捕捉能力，于是邀请他为《时代》杂志供稿。于是，白修德成为了二战时期《时代》杂志在中国的通讯员。

1942年，白修德冲破重重阻挠报道了河南省的大饥荒情况。这段报道经历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也使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失望与日俱增。在他看来，这场大饥荒虽然有“1893年光绪皇帝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这样的自然因素，也有日本侵华的外部因素，但是令他“最为愤慨”的是，当时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这场人祸。

他后来在《探索历史》中记录：“如果政府采取行动的话，则不致于有这么多的人死于饥馑，这种死亡是人为的”，“中国‘政府’在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这个政府正在同日本打仗，为了战争，它横征暴敛。可是，它又不信任自己的货币，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收粮食和实物来维持给养。军队在河南干的勾当就是大量征收军粮，数额超过了土地的产量。他们弄光了农村的粮食；他们又不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他们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探索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很严格，而《时代》杂志的编辑也常常因为观点和报道角度上与白修德的分歧，不断要求他修改稿件。这些都令白修德感到烦恼。尽管他仍然怀有对卢斯的极大尊敬，但他还是辞去了《时代》杂志通讯员的职务，并回归到自由写作和报道的状态中。

1947年，白修德和另一位美国驻华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记录了他们眼中处于战争年代和危急时刻的中国，包括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逐步兴起。作者还呼吁美国重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作者告诫：“在亚洲，10亿人对世界的现状感到厌倦，他们生活在情况如此恶劣的奴役中，除了身上的枷锁，已经无所可失去……不到一千年前，欧洲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并走向反抗……今天的亚洲人民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