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张嘉贞这样的强悍性格，平时肯定没少得罪人，现在这些人一看有机可乘，都纷纷落井下石。有人就讲，张嘉贞不是号称清廉吗？其实不光他弟弟贪污，他也接受过人家的贿赂。当年有一个洛阳地方官在当地给他修了一座豪宅，后来他怕事情败露，把这个地方官给逼死了。还有人讲，张嘉贞结党营私，把自己的党羽都安插到中书省……一系列问题都揭发出来了。结果，不仅张嘉佑被贬官了，张嘉贞也被定了个治家不严的罪名，一并问责，贬到幽州当刺史去了。张嘉贞不是没上朝吗？这回彻底不用上朝了。张嘉贞被贬官了，中书令的位子谁坐呢？当然是张说了。这时候，张嘉贞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张说给耍了！所以逢人就讲：

　　中书令的员额有两个，他张说要想当，可以和我一起当，何必非要这么费尽心思整我呢！

　　被人耍弄、被人算计这种感觉太不爽了，张嘉贞一直难以释怀。一年以后，张嘉贞又从幽州调回中央担任户部尚书，唐玄宗不是历来优待卸任的宰相吗？就让张说和源乾曜在中书省宴请张嘉贞，没想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演出了开头那一幕，张嘉贞指着鼻子骂张说，恨不得当场打他一顿。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打他一顿，又能怎样呢！

　　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张说终于彻底扳倒了张嘉贞，如愿以偿地成为唐玄宗的首席宰相。张说和张嘉贞两个宰相的纷争，成为开元年间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那么，身为大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在二虎相争这个问题上，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呢？

　　那么，这场宰相之间的纷争，到底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除了感慨一下张说的心机之外，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张说和张嘉贞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实是玄宗处置失当的结果。从玄宗亲政以来，只任命一主一辅两个宰相已经成为政治惯例。这一次，玄宗自己违反惯例，搞出了三驾马车，其实就是把张说和张嘉贞放在了竞争的位置上，这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是先有玄宗的处置不当，才有了张说的阴谋诡计和张嘉贞的气急败坏。这是玄宗的失误。

　　第二，张说最后能取代张嘉贞，其实也是玄宗选择的结果。张嘉贞为什么会被罢相呢？是不是仅仅因为张说擅长搞阴谋呢？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玄宗的判断。我们上一章讲过，经过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玄宗已经准备迎接一个真正的盛世了。而盛世的标志就是文治武功。论武功，张说已经有两次平定叛乱的经历，这两次针对河曲地区胡人的胜利，也是唐玄宗当政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这就是张说过硬的政治资本。论文治，张说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一代词宗。更重要的是，从打板子事件我们也看出来了，张说比张嘉贞更懂得君臣相处之道，也更懂得文治的精神。张嘉贞不是不好，史书对他有非常一致的评价，那就是他"尚吏""惓惓事职".简单地说，就是善于处理政事，尤其是具体工作。这些优点很重要，但是，随着玄宗盛世梦想的展开，只有这样的优点已经越来越不够了。经过反复比较，玄宗最终痛下决心，虽然张嘉贞也是他欣赏的宰相，但是，在好与更好之间，他还是要选择更好。这是玄宗的明智之处。

　　第三，玄宗以往拜相，都要充分考虑到两个宰相之间的配合度，尽可能建立一个高度协调的宰相班子。但是，这一次，张说是新插进来的宰相，而源乾曜则是留任宰相，两个人的组合，并非深思熟虑的搭配，而是临时变动的结果。何况，在变动过程中，还经历了那么多的明争暗斗！可以想象，这种搭配，默契度不会太高。这恐怕也给以后的高层政治留下了隐患。

　　幽州唐方镇名，即范阳，州治蓟县（今北京）。先天二年（713）置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742）改名范阳节度使。管辖范围大致为今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和辽宁一带。安史之乱后长期叛离唐王朝。五代后晋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割让契丹，改幽州为南京。之后幽州之名便不复存在。

　　但是无论如何，随着张嘉贞离职，宰相制度又恢复到从前一主一辅的老路上去了，张说费尽心机，终于成了首席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