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93年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专注于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着有《浮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着）、《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雾中风景》等。

　　"我一辈子没在上课时抽过烟，"戴锦华强调说。中学时期就开始"故作叛逆"学抽烟的戴锦华，高大健谈，深受学生仰慕，但她上课时吞云吐雾这点却是误传，"学生都知道我是臭名昭着的拖堂，但是我从不占用课间休息，因为我要跑出去抽烟。"

　　采访戴锦华时，烟没断过。她刚刚从釜山电影节回来，作为中国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拓荒者，她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釜山电影节之行，她最在意的就是即将上映的贾樟柯电影《天注定》，"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她说。

　　"我的记忆力现在开始衰退了，"戴锦华现在看书看电影都需要做笔记，要不然就忘记了。看过的小说和看过的电影留下了"一种色调和基调，但是细节记不住了",这样的结果是，写东西更加深思熟虑。而年轻时的她过目不忘，写文章、做研究几乎一气呵成。"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化快。"她笑说。

　　从高中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戴锦华要求自己只睡四个小时，"现在想起来有点可笑，只因为说周恩来只睡五个小时，后来看到拿破仑睡得更少，"年轻时的她觉得不应该惯着自己，更应该勉励自己，苛刻的要求似乎也是她后来成就的注解之一。直到1987年一场重病几乎让她"九死一生".

　　女性主义对我首先是个人生命经验

　　记者：1978年考到北大，选择中文系是你自己的意愿？

　　戴锦华：是我强烈的意愿。当时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仍然坚信"文艺危险",就觉得这是一种找死的活法，我在理科方面也算强，刚刚恢复的一些竞赛还会得一些名次，只有少数的老师支持我报考文科。最后，我认定这辈子还是该去做自己热爱和擅长的事吧，结果从理科班报考了文科。

　　记者：家庭环境对你的专业选择有影响吗？

　　戴锦华：我妈妈是小学的语文老师，爸爸是文学爱好者，对我影响很大。坦率地说，北大四年时间，应该说奠定了我整个生命的底色。当时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都在一线教学，像林庚先生给我们讲《楚辞》---那是我最爱的课，上他的课经常会记笔记记到手指抽筋。

　　记者：但本科时期对如何走上学术道路了解应该不多吧？

　　戴锦华：那时很少谈学术，热衷谈思想。但开始读大学不久，我已经下决心以后要在大学里教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幼稚，一个是觉得"自由价更高",相对来说，大学里面有时间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当然，思想的自由是没人能剥夺的。另外，当时环境下，我们最恐惧的是变得衰老和保守，我想象，如果始终能和年轻人在一起，抗拒精神衰老的机会会多一些。当时我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搞"创作：写诗，写小说，我可以，但恐怕最终不入流；如果去做研究性的工作，我对自己还保有期许。

　　记者：你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浮出历史地表》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研究，起因是什么？

　　戴锦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女作家研究，比较早地关注女性主义和女作家，原因说过很多次啦---长得太高，作为一个女性比绝大多数男性都高，因此有很痛苦的成长经验。再加上我讲话快，脾气直，所有这些都会被指认为"不像女人".

　　我一直说女性主义对我首先不是理论，而是个人生命经验的需要。了解性别在社会整个结构中的位置和意义，是为自己的解惑。写《浮出历史地表》的起因颇偶然，上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开始要求大学毕业生去到农村参加讲师团---形式介乎于思想改造和扶贫之间，孟悦当时参加讲师团在河南结识了李小江老师，当时李小江正在组织一套"妇女研究"从书，她就替我认领了一本。

　　记者：这本书是你跟孟悦合写的，书稿你们如何分工？

　　孟繁华：我跟孟悦是同班，同屋，她帮我认领了这本书后，我又反过来拉上她，当时分工是说她写历史线索，我写作家作品论。但是接下来我就大病一场，几乎一命呜呼。这场病九死一生，极大地改变我对生命的看法。那是1987年，我28岁，发现时已经是三期肺痨，诱发多脏器衰竭，到了死神门口了。住进结核病医院三个月之后，医生才对我可能治愈表达了乐观，六个月之后病情开始好转，八个月之后，我自动出院。这之后变化很大，不再野心勃勃、急功近利。明白了，生命是一个极为朴素和脆弱的过程。

　　到我出院时，《浮出历史地表》已临近截稿了，没人会催我，大家还在为我活下来了而欢欣鼓舞。最后，《浮出历史地表》我只写了几章，尽管全书的布局、作家的选择乃至具体评价是我们共同讨论的。

　　关于这本书有一个插曲：初到电影学院，我在图书馆的一堆私人赠书中第一次读到了张爱玲和苏青，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她们的资料，我一度真以为我"发现"了张爱玲和苏青，当然书中这两个章节也是我写的。书出版后不久，张爱玲变得大热，我常开玩笑说，我又一次在不自觉间做了一回大时代的俗人。

　　记者：1987年你们在北影创立了电影史论专业，应该非常辛苦吧？

　　戴锦华：那时候梦想大，对自己的期许也高，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自己做翻译，写作、教学；开设新专业，要自己编写教材；当然，出席各种会议。发病前持续感到极度疲倦，我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记者：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影，在那样一个很热闹的时代，你如何和电影结缘？

　　戴锦华：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抱有直接入社会变革的热望，所以报社、出版社是首选，大学教职是等而下之的选项。而我一方面非常明确地想去大学任教；另一方面，的确想与社会实践性的东西保持某种距离，以为在相对距离之外会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和自由。

　　去电影学院完全是别无选择。当时我喜欢各种艺术门类，唯独蔑视电影；加上当时的电影学院完全不见经传，去得可谓勉强，但事实上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初到电影学院，暑期里举办第一届全国高校的电影进修班---今天很多的大学里面的电影专业的领军人物可能就是那个班里的学员吧，我作为助教，任务是坐公共汽车到北京各处给主讲老师送票，收获是拥有了一整套电影观摩票。到任教的第一学期，我大概连续看了100多部世界电影史上的名片，名副其实地叫做"fallinginlovew ithcinem a",一往情深。

　　我的学术道路基本是逆推式的

　　记者：最初在电影学院上什么课？

　　戴锦华：当时我的主课是艺术概论，也兼任各种文学课，包打天下的"万金油".后来我统计过我在电影学院的课程：三十几门形形色色的课吧。同时以极大的热情跑去导演系、摄影系、录音系疯狂听课，尝试学电影。当时也就有十几本关于电影的书，一两个月下来就苦于无书可读。跑去北图查找外文书的时候，因为一本书的名字入眼，便借来复印了苦读。这是我的第二号幸运：这本名为《电影语言》的英文书，正是现代电影理论的法国奠基人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名着《电影表意散论》的英译，结构主义电影符号学的开山之作。以我的英语和理论水平，当然如捧天书。所谓阅读，是逐字查字典，一句一句地硬译。这本书奠定了我全部理论与学术的基础和底色。盲打误撞，落在正确的起跳点上。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