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转变有个过程，北宋初年，商人们破墙开店也是被禁止的，那时城管的重要工作是拆迁违建，但蓬勃发展的商业态势无法逆转，而且能给政府带来可观税收，于是政府以人为本，对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妥协了。

　　宋朝是一个重商社会，商人地位较之历史上各朝各代上升较多，一些做小本买卖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比如《水浒传》中武大郎，靠沿街卖饼，也能养活自己与一个漂亮老婆。

　　“面子”与“肚子”的平衡

　　应该说，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寻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能保护市民社会的繁荣，又能维护城市的秩序。占道经营是古往今来的城市管理痼疾，宋朝的政府部门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这个规定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可看到：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如此一来，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就这样，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在城市“面子”与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史载，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封路，更没让人拓宽街道，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凑合”的皇帝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城管，形象当然比今天的同行好多了。

　　据《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