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苏武备学堂的记载，《江苏武备志》无存。《苏州日报·老苏州》曾根据笔者提供的资料悬疑征求答案，破天荒地悬疑两周无人解题，最后笔者据手头掌握的资料回答后，也与苏州市、沧浪区两志一样，只说在盘门外，没有说清楚具体的位置，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某天偶然翻阅《沧浪区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卷首一张1908年的苏州巡警分区全图上，终于发现了它的“芳踪”.在这幅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出了陆军学堂的位置，坐落在大马路东侧、今天胥江河与张公桥河之间的一条河的北侧，大约位于现今盘胥路与巴桥头交界附近，位于新市桥南环城河一侧。

　　根据地图所示，环城河在上世纪初曾与这条东西流向的河道相通。笔者推测为巴里河。后向耄耋老人、苏州地方史志工作者蔡贵三和原沧浪区地方志办公室徐土根先生请教，他们对这条河虽然没有什么印象，但估计是后来淤塞的缘故。因为查阅1940年版的吴县地图，就没有了这条河的影子。虽然当时已经时过境迁，但因苏州巡警总局就位于盘门内，与陆军学堂几乎隔河而对，因此他们测绘的这张地图，标出的这条河应当没有问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罢武科，命各省建立武备学堂。江苏武备学堂建于是年七月，位于盘门外，为当时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的聂辑槼委托丁翘山建立。武备学堂由丁翘山进行军事教育的随营学堂改建，学生基本为保送生，自江苏防营挑选识字兵勇40名为正课生，选募官绅世家子弟，以及文武举、贡生、监生40人为附课生，分两班教练，三年毕业。该学堂总办一名，以江苏候补道员、满人松峻担任，提调文案等6人，教员4名，选调江南陆师学堂毕业生担任。内堂课以战法、战势、军械、测绘、算学、营垒、汉文等门；外场教以操枪、操炮、柔软体操、器械体操、打靶、行军等。一切办学模式，都仿照江南陆师学堂章程。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七，满清贵族号称“识兵者”铁良奉光绪帝命，前往江苏查看移建江南制造局以及各省进出款项等，并奉密旨，沿途“不动声色”抽查关系紧要之武备、军备情况，主要查看兵额是否核实、军队操练是否合宜等一切情况。8月20日，铁良离京，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武昌、长沙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时，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膏捐税”已被铁良收归中央。地方大员张之洞、魏光焘等督抚的勇营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及用人权亦被铁良夺走。至此，地方势力大为削弱。回京后，铁良还上了一道长达万言的奏折，把钦差各地军备情况逐一详细汇报，得到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赞赏。在铁良的奏折中，他认为江苏武备学堂开办已有三年之久，“讲堂斋宿，亦尚整齐”,但学生课程多未及格。审查后他认为这些军校学生内堂功课程度尚浅，外场步法均欠整肃，教操瞄准未能合度，拆卸炮件也不够熟悉。关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铁良认为一是教员资格不够，二是总办、提调均不能胜任。与此同时经过抽查，他认为苏州、安徽之续备各军、江南之护军“废弛最甚”.因此，武备学堂总办松峻等人随即被革职，候补总兵费金组革职后永不叙用。

　　因江苏虽为一省，省署却分驻二地，即江苏巡抚驻苏州，两江总督驻江宁，且两江总督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江宁昭忠祠建成江南武备学堂，其中正额240名，附课10名。因江南武备学堂请的总副教习都是日本人，虽“教法难言尽善”,但因办理有年，气象颇具大观。后清政府根据练兵处奏报出台《陆军学堂办法》，规定各省武备学堂一律改为陆军小学堂，但各省名额只有一个，后不得不给江苏增加一个名额。江苏武备学堂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改为江苏陆军速成学校，修业一年半毕业。辛亥革命后停办。1909年春夏之交，南京江南上江公学组织94名师生到苏州春游，曾经到陆军学校参观交流，当时学校的校长是湖南人章荻秋。

　　民国初年就任陆军学会苏州支部总理、后任江苏陆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的南京人苏谦，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度在武备学堂任职。苏谦与新军将士一起曾追随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宣布苏州独立。苏谦后买饮马桥侧住宅叠石筑园，现为苏州图书馆一部分。除苏谦之外，在江苏武备学堂学习、毕业的名人还有近代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国民党上将蒋伯诚等人。

　　江苏武备学堂开办之初，学生素质参差不齐，时有扰民事件发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十八日《申报》曾登载《论苏州武备学堂学生大闹戏园事》。文中说学生穿操衣沿街骚扰，甚至诈骗；或因细故“纠合诸生”,大闹戏园。所到之处，台凳灯盏，击毁无遗，甚至戏房内所留衣箱也被毁坏。吕凤子16岁考取秀才后，目睹晚清政府积贫积弱的现状，决定投笔从戎以身报国，1906年前后考入江苏武备学堂。入学后的吕凤子看到学堂学生醉生梦死的现状，深感失望，只在江苏武备学堂学习一年，又考取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转学美术，想以美的情操教育国民。

　　浙江诸暨人、新南社社员蒋伯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浙江省代主席、山东省主席等要职。他从江苏武备学堂毕业后，曾担任保定陆军学校教官。抗战爆发后，蒋伯诚奉命潜入上海，组织敌后地下工作，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与戴笠、杜月笙等人组成常委会，获猎政治军事情报，经香港转送陪都重庆，他因此被日本上海宪兵队列为第一号通缉对象。1944年间，蒋伯诚突发脑血管破裂症，在昏迷中被日本宪兵队捕获。日军动用多种审讯手段，软硬兼施，致其半身瘫痪也未能获取一点有价值的口供。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身份，组成驻沪代表公署，召见汪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责其维持上海秩序，保存资产，等候接管。蒋伯诚后出任全国抗日蒙难同志会主席，又被任命为浙江监察使，因病未到职，仍居上海。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奉令接蒋伯诚全家去台湾，他以身体病弱弃政多年为由没有赴台。1952年初，蒋伯诚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