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最后的军统特务(2)

　　其他同事很担心，说我这次估计要被关到渣滓洞了。当年渣滓洞不仅关外面的人，我们内部人员犯了错也是关在那里。还好只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我怎么离开军统的，就是因为姜毅英对我盯得紧。姜毅英说过好几次，娜妮鬼不听话，我要把她关起来。否则我也不会离开军统。

　　现在说说没关系了，可以说，在重庆那3年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年轻嘛，啥也不懂。

　　戴老板立下规矩，谈恋爱可以，但抗战不胜利，军统的人都不准结婚。

　　当时有一个军统的男同志，在潜伏时，和另一位军统女同志谈恋爱，把人家肚子搞大了，结果男的在渣滓洞关了半年，女的则被留在局里工作不能出去。

　　当时女的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我自己嘛，是很骄傲的，欢喜我的人很多哦。也不光是局本部，空军里都有好几个。但是我年轻，不大懂事嘛，也不往这方面去想。

　　喏，王家宝、吴钟德，就经常到我这里来聊天。他们两个跟我蛮好的。现在他们一个93,一个90岁。

　　还有个郑昌如也九十多了，现在在台湾，前不久还打过电话，我说我是王庆莲，他说哦，你个娜妮鬼，还在啊。我说我还没有死嘞。

　　有个人，是第一处国际科的科长，请人过来介绍，说很想和我交个朋友。我知道他是外国留学的，英语很好。我呢，小学毕业，以后被他丢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在军统局又不能结婚，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所以，就没有考虑。

　　但有一个叫沈同春的，算是我在军统里最好的朋友。

　　他是上海人，在局本部另一个部门工作。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见到他的，就记得他长得还不错，比我大好几岁。

　　他欢喜跟我开玩笑，除了喊我大姐，还经常嘲笑我的发型，说我头发烫得像哈巴狗，弄得我很难为情，然后就跟他辩，但他最后都让着我。

　　他家里亲戚是银行的，经济条件比我好，经常请我吃饭、看电影、喝牛奶。半天看三四场电影，这个剧院看完，跑到那个剧院。

　　我也觉得自己对沈同春，和对别人有点不一样。别人约我，我不欢喜，就不去。可是我和沈同春，就能经常在一起玩。

　　我们坐黄包车出去，或是散步回来，都是比较正经的，没有什么非礼的事情。坐在一起看电影，拉手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很多人都认为我和沈同春在谈恋爱，但是从头到尾，沈同春都没有开口。我也挺欢喜他。但那时候太年轻，我还不是很懂什么叫谈恋爱。

　　后来有段时间，另一个男孩子经常来找我玩，沈同春好几次都约不到我。他好像是生气或误会了，后来他就没有来找我了。当时我只是奇怪，但也没有去找他。

　　抗战胜利后，沈同春离开部队，回到了上海。

　　1946年8月，我趁着姜毅英结婚度蜜月，找个借口说我妈妈记挂我，要我回去，请长假离开了重庆，从此再没回过军统。

　　那年我到上海朋友家住了几天，碰到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告诉我，说沈同春家里的桌子玻璃板下面，一直还压着我的照片！

　　同事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沈同春，我没有答应。

　　还有一个江山人，叫伍石敢，是秘书处的。

　　那时候是毛人凤当局长了。伍石敢大我两三岁。他不叫我名字，也不叫我小王，他叫我美眉。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到南京之后，我们整天也都在一起。

　　后来才知道，他在江山有一个娃娃亲。而且那个女的跟我是同学。他问我，美眉你说我回不回去结婚？他探我的口气。我说人家等你这许多年数，你要回去结婚的。

　　我请长假3个月后，他就回家结婚了，请我，我也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气死了。他说，我不相信一个人不能吃两个鸡蛋。

　　我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但是我没给他回信。

　　后来老婆和他离婚了。“文革”时他也受罪，跟我一样。他儿子在美国工作。他后来生了什么骨癌，也到美国去治疗。

　　他后来结婚的第二个老婆，真是……我心里想，你气魄那么小。他结婚了，我也有我的家庭，她大概知道我跟他以前蛮好，对我很不自然。后来我就坚决不去看他了。

　　后来，他死了。这个女的从美国回来，她站在我面前。她先开口，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小波啊。我说，哦哦哦，你回来了。她说，明天要去一个地方，你能不能陪我去。我说，好啊好啊。

　　我对婚姻问题，考虑得不大周到。那时太年轻，时局变化也大。

　　我回来后，认识了大陈乡乡长的儿子，他刚要到浙大上学。

　　我们1948年结了婚。那个人，不会体贴我，爱护我。到1955年，我们就离婚了。离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感情，另一个他浙大出来后，到杭州市公安局工作，我影响他的前途了。

　　他提出，离婚吧。我说，离就离。两个人协议书写好，去街道办事处，10分钟就办出来了。

　　离婚以后，不像有些人，做死对头。我们不会。有事情，相互打个电话。他后来找的老婆，身体不好，我还经常去帮他照顾他老婆。

　　两个小孩，都是我妈妈在管。那时候很简单，也没有财产，小孩在我妈妈这里，他寄钱过来，我也寄钱过来，抚养孩子。到1958年，我下乡了，都是他一个人负担，我在农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我参加过衢州公安局办的公安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派到江山县委下乡工作组。大概上面知道我在军统工作过，就精简回家了。

　　在我妈妈家住了1年，我去了杭州，给介绍到杭州市白肉市场，做会计工作。

　　1951年“镇反”工作开始了，当时我很清楚，我曾经是军统局少尉译电员，这个历史问题必须彻底交待。我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毫无保留地写成书面材料，向公安局交待了。

　　我工作一直非常努力。但是因为我有历史问题，每一个运动来了都是提心吊胆的。

　　1958年，我点到名了。真好笑，点上了，还得自己写申请，不写都不行，说是“主动申请，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