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此案，却闻知该案卷宗已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因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子也不见了。1947年冬，张继暴病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当年构陷之案若深追下去结局对自己不利。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上突然登出一则消息，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

　　就这样，沸沸扬扬十余年的故宫盗宝大案，以耸人听闻开始，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偃旗息鼓，而蒙冤之人沉冤始终未得洗清。

冤案难洗的复杂背景

　　故宫盗宝案从表面看，最初好像只是萌于私人恩怨，而实际上有着官场倾轧以及派系之争的复杂背景，才会一步步地升级，最终酿成大冤案。

　　易培基去世时，只有吴瀛的长女吴珊为其买棺装殓。吴稚晖写了一副挽联：“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

　　李煜瀛认为“吴老的挽联，是最公正的判决书，有这一副挽联，易先生的冤屈已为表白了。”对此，追随易培基到故宫工作后又因盗宝案离开故宫的余盖曾说：这么大的冤案，其实故宫博物院内外知道真相的人很多，但却只有吴稚晖一人说公道话，余皆默不作声。之所以会这样，也说明故宫盗宝案的背景复杂。

　　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曾着有专文，在总结“故宫盗宝案”的起因及影响时，揭示了其间的一些深层原因。其在陈述了张继与李煜瀛、易培基的私人恩怨、汪精卫与李煜瀛、易培基的宿怨等等因素后，又指出故宫盗宝案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派系之争也有关。

　　蔡元培和李煜瀛因北京大学名称的存废和设立北平大学的问题发生意见冲突……易培基秉承李煜瀛旨意，提出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由蔡任校长，在蔡未到任之前，以李煜瀛署理。易的这一议案获得通过……从此教育界开始了蔡元培的派系（北大派）和李煜瀛的派系（中法派）的斗争，且持续了若干年……

　　因此当年就有人据此认为：“国立北平大学的花开花谢，蔡、李两系之间，是否已有畛域？或为故宫盗宝案的胚胎！”李煜瀛致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函中也说：“今在国民政府旗帜之下，而反动者包揽两部，以司法机关为施行政治阴谋之工具，代欲包办教育者，倾倒其所谓之政敌。前寅兄（即易培基）于劳动大学被阴谋家倾倒，正如故宫博物院之事相同。”

　　当年的民报社会新闻版“刍言清议”载有署名“昌言”所撰《故宫古物案之索引》一文说：“……于是企图夺此教育之牛耳者，势必借一哄动全国之事，转移信仰之心，踣易即所以射李也，崔振华、郑烈等，不过某派之工具也，然则故宫不过系一借题发挥之题目矣。”

　　然而，那么多知情者都对此案皆取不予置喙态度，其背景的复杂看来似乎应该还不止于旧官场的肮脏黑暗、教育界的派系之争。让我们把审视的目光，再往深处探看一下。

　　故宫盗宝案被提起公诉后，第一个直接后果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此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也去职准备出洋考察，显然亦与此案辗转关联。而李、易二人的经历，都可钩沉出与中国共产党的隐约瓜葛。

　　李煜瀛早在1917年，就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后又于1920年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帮助过很多留法学生，其中很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易培基则在“五四运动”期间，与自己的学生毛泽东等一起谋划了将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湖南督军张敬尧驱逐出湖南的运动。为此，作为教师代表的易培基和作为学生代表的毛泽东亲率请愿团，到北平的北洋总理府请愿示威。而在易培基、毛泽东于北平活动期间，易培基的老同学吴瀛曾帮助安排住宿，联络关系。

　　1926年3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发动北平80余所学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预伏的军警开枪射击，“三一八惨案”震惊中外。在段祺瑞执政府随即发出的通缉令上，有如下文字：“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等，以共产党学说，啸聚群众……”

　　吴瀛长女吴珊，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女儿李星华是中法大学同班同学。李大钊遇害后，吴瀛曾接纳李星华到自己家中避难，在故宫盗宝案调查中，吴瀛还因此受到问询。

　　由此可见，在故宫盗宝案中受到指控的几个主角，与早期共产党人、与毛泽东有些撇不清干系，这也是导致知情者沉默的复杂背景因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谁还敢向和中国共产党沾上边的人伸出援手呢？

吴瀛为什么通过董必武致信毛泽东？

　　1949年，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启，吴瀛就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反映了故宫盗宝案的冤情，请新政权出面予以平冤。

　　据马衡《马衡日记》1949年10月24日日记记载：“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

　　然而，吴瀛在给毛泽东、董必武的上书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上书过程是怎样的，毛泽东、董必武又作了怎样的回应，在马衡的日记中，则无片言只语反映。上述疑问一存就是几十年，直到吴瀛《风劲楼日记》出现，疑问才有所解。

　　1949年10月吴瀛第一次上书毛泽东，要求为故宫盗宝冤案平冤，是通过董必武转呈，而不是像马衡日记中所说，因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上书被“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

　　吴瀛在1950年5月21日致毛泽东信中写道：“去年十月，因为易寅村（培基）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的冤狱，请求申雪上书，附同证件由董老转达。当时以政府新建，您正忙于开国，董老允诺稍后代陈……”

　　吴瀛为什么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又能通过董必武转呈呢？这其间有几重关系需要捋一下。

　　首先，故宫盗宝案涉案主角易培基是毛泽东老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为校长兼老师的易培基对他的才华非常欣赏。后来他亲聘毛泽东为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依托一师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到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毛泽东后来对他同窗好友周世钊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其次，吴瀛与易培基早年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是同班同学，两人亲如兄弟。吴瀛祖父吴殿英在湖北新军任职，把孩子们留在武昌府院街家中，易培基常来吴瀛家玩。后来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曾与吴殿英同为湖北新军教习，又曾同去日本考察军事，关系甚好。黎元洪也时常来吴家，易培基缘此认识了黎元洪。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易培基做了黎元洪秘书，董必武亦曾在此任秘书，跟易培基曾是同事，由此亦得与易培基契友吴瀛相识。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