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夏，一位来自泉州晋江的母亲到厦门生下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从医院出来，丈夫抱着儿子，她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

    32年后的冬天，男孩在厦大温柔讲述，“这是一个需要回家的国家，无论是地理上的土地还是内心家园”.

    男孩叫蔡崇达，李敬泽口中“历尽沧桑的少年”;白岩松眼里“像劫匪一般的文青”;天王刘德华更视其以及他的新书《皮囊》为“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据说，蔡刘的深交始于两年前，当时刘德华想要一位很会写东西的人和他一起“磨个项目”,于是有人想到了蔡崇达，一开始蔡是不愿意的，“我为什么要替一个明星写东西，我感兴趣的是影响社会的特稿”.经过介绍人几经撮合，后来，他们在香港有了一次长达12小时的互相面试，“不仅他看我，我也得看他值不值得”.再后来，他们成了彼此可以掏心肺深谈的人。

    《皮囊》中，蔡崇达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用一种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的故事。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

    蔡崇达说，30岁生日那天，他恰好在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参观名叫“Living And Dying”的展览：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们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蔡崇达突然想起已经离世的父亲。他发现自己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他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蔡崇达说，他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

    从伦敦回来一个月后，他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这便是收录在书中的《残疾》。“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蔡崇达觉得，这是理解自己的最好方式，因为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蔡崇达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现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编，2013年创办自己的男装品牌。蔡崇达坦言今年将会辞去《中国新闻周刊》主编的职务，只担任顾问，从而做进一步的规划，“在做媒体的这11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写作另外有复杂宽广的空间，也让我自以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笔力，可以面对自我，面对我在乎的一切人。然而当我真正动笔时，才发觉，这无疑像一个医生，最终把手术刀划向自己。写别人时，可以模拟对象的痛感，但最终不用承担。而在写这本书时，每一笔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过我敲打的每一个字句，直接、完整地传达到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写作真正的感觉。也才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写起：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有足够的尊敬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