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白云机欢送王孝英到南京开会的照片,旁边是教导主任周炎荔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顺应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潮流,不少女性涉足政坛,其中有好几位担任女县长,甚至地处西南边远地区的贵州,也产生了息烽女县长。
郭凤鸣:张伯苓的得意弟子
1930年的《北洋画报》载有《女县长轶事》一文,其中提到郭凤鸣擅长演讲,又能运用国语,听众听她演讲,几乎可以忘倦。有一次在北平演讲,一位听众直言不讳向她当面指出:“县长演讲妙矣,唯不适于大会场,因为声音太低。”郭凤鸣于是效仿唱戏者之调嗓,每天到一个叫做陶然亭的地方练习,持续苦练一个月,“每晨呀哇一片声中,极少人知有女县长在也”.后来,郭凤鸣嗓门特大,以致“不知凤鸣是女娘也”.
为何要强调郭凤鸣能讲国语?因为她是四川人。在南开大学就读时,就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是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的成员,建议增设募捐股,并将五卅及其他亡国惨剧编为新剧演出,以期警醒国人,并且挨户向市民募捐,向市民演讲沪案情形。毕生从事民俗研究的民国才女郭立诚,曾将郭凤鸣考上大学一事作为妇女解放的典型,视为自己求学路上的偶像。
郭凤鸣还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得意女弟子,曾经与张赴川参加会议。1935年,蒋介石致电张伯苓,希望他到重庆参加禁烟委员会总会第一次常委会。张伯苓等人先到上海办事,稍后搭乘民生轮船公司“民权”轮入川。着名作家和史学家陈衡哲旅途曾经邂逅张、郭一行,在其《川行琐记》一文中说:“在船上发现了张伯苓先生,他是要到四川去的。还有一位郭凤鸣女士,乃是张先生的得意女弟子。”
郭凤鸣担任河北省政府视察员,曾赴天津一带督治旱灾。1929年,天津静海一带相继发生蝗灾和水灾,郭凤鸣以河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员身份前往视察,督治蝗灾,她不辞跋涉之劳而亲赴各县。郭督治蝗灾忠于职守,津县所管辖的贯庄和排地一带,本已出现蝗虫,但津县尚县长竟未呈报和组织扑治,郭以民生为重,毫不客气地向省民政厅如实汇报,导致尚县长被严厉申斥,转而积极治理蝗灾。因此津县人民对郭非常感激。
王孝英:演讲招亲的奇女子
1927年3月26日的《北洋画报》载有《王孝英女士趣闻》一文,谈到她演讲招亲的逸闻趣事。她上大学前即有无数男子向她求婚,王提出,求婚者必须登台演讲,她亲自前往鉴选,然而“闻者咸莫敢尝试”,只有一位曾经留学东京的教育部职员欣然应约,当时听者云集,演讲者鼓其如簧之舌,尽其所有之才,希望博得女士青睐及台下掌声。不料才几句话,王冷笑离席,扬长而去。此文附有王孝英的头像,并有“南国屏藩”之语,且用英文说明:福建南屏县长,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禁止跳舞,引发舞界风潮。1947年,广州市政府决定,营业性舞厅自10月1日起一律停止营业。禁舞令遭到舞业人员极力反对,甚至举行所谓千人大会,呼吁政府延期禁舞。当时,王孝英既是国民党中委、立法委员,又是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和粤妇女职业促进会负责人。面对舞女代表声泪俱下的恳请,她表示:“跳舞为高尚娱乐,但在总动员令下,前方战士杀贼,后方民众自应吃苦。故禁舞势在必行,目前问题为禁舞后的救济办法。”又说已经与市长商定,计划分三期禁舞,至年底禁绝,从而使得舞女取消了到市府列队请愿的原定计划。王孝英还与其他人一起,托人向当时坐镇广州的宋子文说情,希望市政府收回成命,或延期执行。王孝英说,广州舞女总数超过五百,一个舞女养活五口之家,一下禁绝,又不能马上转业,于是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者,总数超过三四千人,因此她表示:“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市政当局终究答应禁舞展期。转业舞女再就业培训开始后,王孝英担任班主任,训练内容包括编织、会计、家政等。
乌静彬:家世显赫的王妃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所谓“制宪国大”.参加国民大会的一名女代表,身段高大健壮,面庞丰腴清秀,总是穿着黑呢旗袍、平跟皮底鞋。此人便是乌静彬(1914-1975年),蒙古族。1946年8月,新疆省民政厅推荐乌静彬代理和靖县县长,认为她“志虑忠纯,学验俱优,在蒙古族中素着声望,以之治理和靖县政,洵属适当之选”.
乌静彬家世显赫,出身王府,又嫁入王族。原籍内蒙古喀拉沁右旗,其父贡桑落尔布,系清代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世袭亲王,也称贡王。其母善坤,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三姐,人称皇家三公主。1930年,贵为公主、年方16岁的乌静彬与土尔扈特部落汗王满楚克札布结婚,成为福晋,即王妃。
1932年,乌静彬开始协理公务,并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从此蜚声新疆政坛。两年后,满楚克札布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新疆顾问,她随夫移居乌鲁木齐。1937年,其夫被盛世才逮捕监禁,她全面处理土尔扈特部落事务。在迪化女子中学学习期间,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班主任黄颐对其影响较大。她努力学习,拥护抗日,参加街头宣传,并担任学生会会长。与此同时,她动员各部落家族支援抗战,捐献黄金、白银、马匹、牛羊等。她一度萌发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之念,并抵达兰州,但因时间关系和她所处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原因,未能遂愿,1942年在迪化女中集体加入国民党。1944年,乌静彬组织和靖县代表团赴乌鲁木齐,向主持新疆政务的吴忠信保释汗王出狱,后又率团到重庆,向蒋介石控告盛世才迫害汗王的暴行,并三次上书蒋介石,要求恢复王室,恢复旧土尔扈特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蒋介石于1946年初批示,由新疆省政府处理。1947年7月,经南京蒙藏委员会认可和新疆省政府批准,乌静彬召集旧土尔扈特南路各旗首领、苏木头目、喇嘛寺上层人士及民众代表170余人开会,正式宣布恢复旧土尔扈特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满汗王带病出任盟长,乌静彬任副盟长。
许芳媛:身陷桃色新闻
许芳媛(1915~1951年),贵阳人,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毕业后在达德学校任教。1937年与贵州省银行副总经理孙伯陶结婚,先后担任贵阳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国民党贵阳市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
1946年贵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非常激烈,派系纷争残酷。国民党国大会议召开,贵州各派系头头齐集南京,秘密协商,以拥谷正伦回贵州当省主席为核心,对贵州政权进行了分赃式安排,傅启学提名许芳媛为贵州立法委员候选人,引起其劲敌陈明仙极大不满。陈明仙脱离CC派,与《力报》社长李思齐等人独树一帜,并且以《力报》及其副刊《西南风报》为阵地,对许芳媛进行攻击。
《力报》总编辑曹儒森是20世纪30年代贵阳名噪一时的记者,笔名“小钢炮”,与李思齐是老朋友,互相欣赏,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竞选白热化的时期,全力支持陈明仙。在许芳媛和陈明仙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曹儒森写出了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稿件,内容是简略叙述早年他与许芳媛相恋,后又不睦,并说许芳嫒如何勾结人对他进行迫害,最后在贵阳无法安身,逃往昆明,现在他已重返故土,旧恨未消,要控告许芳媛。曹儒森酒醒以后,觉得所写稿件有不妥之处,便要撤回,谁知印刷厂早已排好版,无法换稿。第二天《力报》发报,门市部门庭若市,很快销售一空。曹儒森发表这条新闻后,得到陈明仙派嘉许,鼓动他“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曹抛出长文,即所谓的“一首写不完的诗”,详细叙述他与许芳嫒的恋爱史,轰动贵阳。
许芳媛无可奈何,只好在她富水北路的住宅中,邀请几位与她较熟悉的记者去便宴,她丈夫孙伯陶也在座。席间,许承认,她早年确实与曹儒森谈过恋爱,但并非如曹所写的那样无聊,而且她也并未对曹进行过迫害,纯属诽谤等等。许又告诉大家,她并不想举行记者招待会来申明,认为是非自有公论。据说,李思齐也承认曹对许的攻讦过分,曹儒森事后也很内疚。
1947年,许芳媛因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竞选未得省党部支持,竟然登报脱离国民党,辞去省党部委员等职,并与其他不满竞选人员发起组织反包办阵线,进行竞选之争。杨森为平息这一事件,委派许芳媛出任息烽县县长,成为民国时期最后一位女县长和民国贵州第一位女县长。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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