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先前,乌拉特中旗一中的老师们没有吃早点的习惯。不吃的原因,一是工作忙,二是没条件--在家顾不上吃,起床后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在外面吃,没有小食店。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教师工资逐年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学校办起了小卖部、小食堂。还有那些买卖人,看中了学校人多消费大的商机,在附近摆摊设点,开起了小面馆、油条铺。
有了方便的条件,不吃早点的习惯悄然发生着变化。时间一长,一天不吃,肚子就会嚷嚷:“饿了,快去吃早点。”
魏怀广老师和我的办公室离得近。从小走廊一出来,第一个屋就是教导处。魏怀广老师和张国华老师在那里办公。隔着玻璃窗,就能看见里面的人在不在。要是在的话,一敲窗子,魏老师就会走出来:“走,吃早点。”
有时,我因为看书,改作业、备课,忙得忘了吃早点,魏老师就敲我的窗子,喊:“老宋,吃早点!”
时间一长,成了习惯。
1997年3月中旬的一天,跑完早操和往常一样,我坐在办公室边看书边等魏老师一块去吃早点。
等了好一会,不见他来叫我,我便出门去找他。
魏老师不在办公室。
上自习的铃声响了,喧哗的校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时,是老师们吃早点的好机会:学生上自习了,面食店、油条铺里人少。
不见魏老师,我想:也许他在学校检查自习呢,一会准来。于是,我返回办公室,继续看书。
快下早自习了,仍不见魏老师的影子,我有点等不及,放下书,走出办公室。
魏老师来了,一个人从学校大门口往办公室走,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哼着小曲,一派悠闲自得的样子。看见我站在门口,喊:“老宋,我吃过了,你快去吃吧!”
我有点生气:“等了半天,不见人影,原来你一个人先吃了。”
魏老师笑着说:“我从实验室那边过来,听见上自习的铃声,以为你去了小吃店,径直过去在那儿等你。等了一会儿你不来,我一个人先吃了。”
我返回小走廊,把门关好,向大门口走。刚走几步,下自习的铃声响了。
一下自习,小卖部、小食店、油条铺就成了同学们的天下,他们忙着买东西、吃早点,拥挤不堪。为躲过学生吃早点的高峰,我只好先回魏老师办公室,继续跟他理论不等我的事。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一个人去吃早点。走到大门口,看见有老师从门卫室出来,想起了“挂牌”.
“挂牌”、“摘牌”是当年上下班签到的一种方式。为检查大家是否按时上下班,将教职工的姓名写在一块黑板上,挂在门卫室,并给每人发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牌,上班时把牌挂在自己的名字上,下班时取下,天天如此。有老师开玩笑,把这种考勤方式叫挂牌位。
进门卫室,菅培林、路云丽两位老师正在挂牌。我们年龄差不多,平时爱在一起说笑话。我一边往自己的名字上挂牌,一边假装愤愤不平地说:“唉,常听说女人有变心的时候,没想到,男人也会变心!”她们俩看着我一本正经的样子,以为和谁闹矛盾,翻了脸,忙问:“哪个男人变心了?”
“还能有谁?魏怀广!”我继续往下装。
“魏老师?怎么会呢。”她们俩半信半疑。
可也是,在乌拉特中旗一中,谁都知道我和魏老师两个人最要好,怎么会闹矛盾,而且到了“变心”的地步。
“魏老师咋啦?”路老师问。
我认真地回答:“我们俩天天在一起吃早点,今天不知怎么了,他一个人居然先吃了,让我白白地坐在办公室等了一个自习……”
没等我把话说完,她们俩大笑起来:“这个宋老师,真会搞幽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笑完,路老师说:“你们男人啊,那不叫变心,叫变态!”
又进来几位挂牌的人,和我们一起笑。
笑声中,我挤出门外。
“路老师她们俩说得对,魏老师怎么会变心呢?”我一边往小面馆走,一边想和魏老师相处的日子。
1980年夏天,我调到魏老师的家乡--当时的永胜公社。因工作需要,常去他们村的教学点检查工作。一次,正好遇见他从乌拉特中旗一中回家看望父母,我们就坐在他父母的土炕上,喝酒,谈教学的事。
魏老师出生的小山村很偏远,很贫困。向南不远过了穿心店,就到了乌拉特前旗和固阳的地界。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却走出了两位不寻常的教师,一个是魏怀广,一个是陈俊国。我曾不只一次说过:“腰公种出了两个大文人。”腰公种是魏老师家的村名,大文人指的就是他跟陈俊国。这两个人在乌拉特中旗教育界,是很有影响,很有贡献的。
我们从相识到相知,关系越来越好。当然,我们的交往,除了工作,更主要的是学习上的互相帮助。我们都爱学习,爱写点东西。在乌拉特中旗一中那8年,我和魏老师成了学习上的挚友。我写好的文章,第一个拿给他看,请他挑毛病,提建议;他写出一首诗,首先让我看,或在我跟前朗读,让我挑毛病,提意见。在这一来一往的交流中,我们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高,我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
想到这儿,我心里热乎乎的。
吃完早点,走进校门,也学魏老师的样:哼小曲,踱方步,慢悠悠地朝办公室走。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