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是假日的重要活动。聚会就要喝酒，这在古代成为惯例。古人喝酒颇多讲究，如魏晋人喝酒讲究气氛，唐代人喝酒爱玩情调，宋代人则喜欢喝“花酒”.

    汉代酒店的“陪酒女郎”

    中国早在先秦前街头已有酒馆。《鹖冠子·世兵》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之说，伊尹是夏代人，被视为“中华厨祖”.所谓“酒保”,就是店小二。

    在汉代，餐饮业很发达，酒馆经营者颇有创意，常把酒坛放在店前垒起的高台（垆）上做广告，垆前还站着“促销小姐”揽客，人们喜欢光顾街头酒馆。当年最有名的“促销小姐”,当是卓文君了。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才子司马相如与美女卓文君私奔后，变卖了车马等物，在四川临邛开了个小酒馆，“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司马相如洗盘子，卓文君在店前的酒坛旁揽客。

    汉代的酒馆为了吸引消费者，一般都会用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服务员。汉乐府诗《陇西行》中就描写了一位“陪酒女郎”,此女长得相当漂亮，时称“好妇”,既陪酒，又赔笑：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

    漂亮又热情的“女招待”,常遭到“性骚扰”.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就记述了霍将军的门人冯子都，仗势调笑当垆卖酒的美女胡姬。胡姬当时只有15岁，冯子都对胡姬动手动脚的，还送了面镜子给胡姬。

    但胡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孩，卖酒不卖身，结果当场翻脸，警告冯子都：“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魏晋人喝酒讲究“气氛”

    魏晋时期并非中国酒文化的繁盛期，由于时局多动荡，生产遭到破坏，酒禁一度极严厉。《魏书·刑法志》载，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曾规定“酿、沽、饮，皆斩之”.这只是一时之禁，更多的时候还是放开的。

    魏晋人喝酒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行为，而是一种文化。有条件的人喝酒颇讲气氛，往往以歌舞助兴。曹植《箜篌引》就描绘了当时边饮酒边欣赏歌舞的场景：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奏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引过三爵，缓带倾遮羞。”

    那时大多达官贵人家中都养有艺妓，这些艺妓各有特长，专为客人演奏、跳舞、陪酒。负责陪酒的艺妓，称为“酒妓”.赏歌舞，让酒妓陪饮，在贵族中间很流行。

    曹魏时雒阳令郭珍居财巨亿，聚会时常安排数十名美女陪酒。魏文帝曹丕大开眼界，在《典论》描绘当时的情景说，那些美女“盛装饰，被罗縠，破之，袒裸其中，使进酒”.

    晋武帝司马炎的母舅王恺，宴请必让家里的艺妓出场，《晋书·王导传》载，王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客人若没喝光，艺妓会遭杀身之祸。

    酒还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如嵇康、阮籍等文化名人，都希望从酒中寻找精神家园。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怯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这也许就叫借酒消愁吧！

    唐代人喝酒爱玩“情调”

    唐代的达官贵人、普通文人和布衣百姓，都爱光顾酒肆。刘禹锡《百花行》诗说：“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长安城繁华热闹的东、西二市，酒肆林立，可谓是“酒吧一条街”.

    中唐以后，酒肆开到了住宅小区“坊里”里，生意好得连皇宫都常派人来买酒。贞元二年（786年），宫里无酒，唐德宗李适便派人到街头酒店买酒喝。《资治通鉴》记载说：“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

    而《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从昭应县城（今临潼境内），到长安城东门数十里长的官道两旁，也开有许多小酒馆。行人可“量钱数多少饮之”,甚至“有施者与行人解之”.饮酒既方便又便宜，行人称之为“歇马杯”.

    这些城郊酒肆，以渭城最负盛名。渭城在长安西郊，是通往西域和巴蜀的要道，送亲友远行多在渭城饯客，因此留下了大量诗句。其中以王维《渭城曲》最着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人喝酒爱玩情调，所以，酒肆里，既有“陪酒小姐”,也有“女艺人”,有的直接把情人带到酒店里一起饮酒取乐，李白“妾劝新丰酒”、“君醉留妾家”诗句，就是这情况。

    二三线城市亦如此，如建康（今南京）的酒肆里，便有“吴姬劝酒”;即便在边远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酒肆里也都有“陪酒小姐”,元稹《西凉伎》便称“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文人最爱去“酒家胡”.“酒家胡”是胡人所开的酒肆，请有胡地的女孩子做服务员，没钱饮酒可赊账。那些女孩子就是所谓的“胡姬”.胡姬貌美如花，比苏州出来的“吴姬”更有气质，她们有异域风情，有才有艺，温柔热情，令文人为之神魂颠倒。

    酒仙李白《前有樽酒行》为证：“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宋朝人喜欢喝“花酒”

    宋人在酒文化中，掺杂进了更多的政治因素。从赵匡胤当皇帝起，酒便不是随便喝的，特别是赵匡胤的酒，虽然不是项羽的“鸿门宴”,但也多诡计。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赵匡胤在宫中宴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酒兴正浓，赵匡胤述说自己的苦衷后，称“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这是赵匡胤干的“杯酒释兵权”.

    政治这么复杂，时人也很识趣，索性从酒中找乐。宋代官场嗜酒者多，应该与此有直接关系。朝廷希望多取酒利，也鼓励酒消费，所以宋代饮酒之风，与汉唐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各朝代人喝酒都喝出了时代特色，喝出了名堂，宋人也不例外。喝酒玩政治之外，宋人喜欢喝“花酒”,以妓佐酒。这在宋代极为普遍，可谓“无妓不成席”,没妓女佐酒掉价。

    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述了一位名叫张功甫、爱喝酒的官宦子弟，其官至左司郎，饮酒娱乐很奢华，用当时的话来说叫“豪侈”,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

    当时朝廷甚至鼓励“以妓佐酒”,让妓女在酒肆招揽生意。王栐的《燕翼诒谋录》说：“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

    所谓“蛊惑之”,就是用妓女来引诱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