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翠华山脚下的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立刻被这里的安宁清净所感染，院中伫立的一棵棵粗壮的老树，向来到这里的人表明了它的沧桑。福利院坐落在终南山下的太乙宫镇，位于太乙宫正街的东侧，它的前身是“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这所慈善机构在太乙宫已有72年的时间，而如果追溯到1922年“西安孤儿教养院”在解放路成立之时，那它的历史则已有近90年了。
一张张老照片，为我们揭开尘封往事
福利院行政副院长屈宏毅告诉我们，院里至今仍保存着大量民国时期的老账本、老照片。在院档案室，我们见到了一本本泛黄的账簿，这些薄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地书写着孤儿院的开销和收入，有的则帖满了各种收据：某月某日购买了多少茶叶，买粮多少斤，租借了谁家的桌椅，购买了几斤棉花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解放前、建国初，那时，这里还是一所专门收养儿童的孤儿院。照片上，孩子们快乐地笑着，他们有的站在刚刚收获的大南瓜旁，有的正在表演节目，有的在读书，有的正在学习纺织……这些生动的老照片，为我们揭开了福利院曾为孤儿院时的往事。
翻看老照片时，屈宏毅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福利院的历史：解放前，这里曾名为“西安孤儿教养院”，是慈善家张子宜先生私人创办的，孤儿院筹建于1922年，至今已有90年历史了。
一所民国时私人开办的孤儿院，收养过成千上万名儿童，这在陕西乃至全国的慈善史上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而今天，这段发生在古城西安、充满着爱心和善意的历史，却似乎被我们遗忘了。
这段慈善史里，始终贯穿着一个人的名字：张子宜（1881～1964），他本名张典尧，字子宜，生于清光绪七年，兴平县南韩村人，家中世代务农。张子宜的前半生，以一位革命者而著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他经张渊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兴平周边各县的联络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同盟会联合新军、哥老会发动西安起义，他在兴平组织响应，驱逐清朝官吏，任民团团长，保境安民。张子宜的后半生，以一位慈善家而著名。1922年，西安孤儿教养院成立之后，张子宜一直担任院长，直到1950年辞去职务。1956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再次任命他为市儿童福利院院长，且连续当选为政协西安市新城区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64年12月13日，这位慈善家辞世。即将到来的2011年12月13日，正是张子宜逝世47年的日子。
于右任先生曾说，陕西有三位备受社会称赞的人，一位是水利专家李仪祉，一位是组建《大公报》的报人、学者张季鸾，第三个就是陕西慈善事业的开创者、老同盟会员张子宜。他还被于右任称作是陕西籍的慈善第一人。
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老者的叙述中，张子宜创办孤儿院的艰辛故事逐渐清晰了起来。从老人们的口中，总是能听到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张季鸾、邵力子、李仪祉、郭希仁、朱子桥等著名人物的名字，孤儿院正是在这些社会贤达以及众多的慈善人士的帮助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张子宜决心建一所孤儿院，选址在解放路民生百货大楼处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子宜投身于反袁护国斗争。他与南南轩等创办的西安精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联络反袁斗争的秘密联络点。他们秘密联络胡景翼、于右任、景梅九等，密谋讨袁，张子宜任行动组长。然而，他们的起义被当时的陕西督军陆建章所知，张子宜与多位反袁人士先后被捕。
之后，张子宜获焦子静解救，得以脱狱，而其他二十几位被捕的反袁志士均被杀害。出狱后，张子宜目睹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张子宜的长子张克显在《先父张子宜生平记略》中回忆：“先父出狱后，回忆生平许多朋友，为反对袁氏帝制，惨遭陆建章屠杀，所遗孤儿寡妇，生活困难，无人过问，悲痛之至。”张子宜曾多次向后来督陕的陈树藩提议，抚恤反袁烈士的遗孤，均遭拒绝。于是，张子宜与一些朋友们探讨救助的办法，萌生了创办孤儿院的念头。
1920年，张子宜游历北京、天津，参观了北京龙泉寺的孤儿院，从而深受感动。自此，张子宜发愿要在西安办一座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
1921年，张子宜与高增爵、郭希仁等一批仁人志士，共同筹办孤儿院。然而，创办孤儿院需要一大笔资金，从哪儿去筹这么大一笔钱呢？张克显的遗稿《先父张子宜生平记略》记载，1921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聘请张子宜为陕西第一平民工厂经理，1922年，冯玉祥离开陕西后，工厂停办，经过冯玉祥的同意，张子宜将工厂所余物资，造具清册，作为创建孤儿院的费用，由于冯玉祥的帮助，孤儿院的建设经费得到了解决。
解决了资金问题，又面临着孤儿院选址的难题。张子宜在《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之动机与经过》的遗稿中说，1921年冬季，一位友人捐出在西安满城所购的地皮二十亩作为院址。在各方人士的帮助和支援下，1922年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这天，孤儿院正式成立，命名为“西安孤儿教养院”（1946年改名为“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由郭希仁任董事长，张子宜任院长。建立之初，孤儿院陆续收容孤儿二十余名。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提供的资料显示，孤儿院院址在今解放路民生百货大楼处。从一张民国时期的老地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孤儿院占地面积很大，西至解放路，南抵东三路，北至东五路。
孤儿院刚刚创立，恰逢军阀混战，水灾旱灾连年不断，不断有来自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流浪儿童被送到孤儿院，其中不乏两三岁的幼童。尽管刚起步的孤儿院资金十分匮乏，然而，张子宜却给院里定下了“克服困难，尽可能多收孤儿”的宗旨。同时，为让社会各界和捐赠人了解孤儿院的财务收支情况，院方经常将经济收支情况在《陕西慈善月刊》上公布，大到百元千元，小到毫厘分文，所有开销都要公布。
在这里不仅能读书，还能学习谋生的手艺
张子宜的曾孙张和平告诉记者，孤儿教养院建立初期，规模小，条件简陋，却开办有初级小学，孩子们每天上午学文化，下午学手工。今年75岁的张德蓉老人，是张子宜先生的孙女，她儿时曾在孤儿院度过9年的时光，她告诉记者：“孤儿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程，还要学习手工艺。我也曾学过制作棉衣。”手工的内容，都是简单的可以谋生的劳动技能，如纺织、缝纫、织花边、制鞋、制药棉等。
张子宜在《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之动机与经过》的遗稿中，记录了孤儿院当时的情况：“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时，……聘请教师给儿童教课，课程与一般初小相同。以后为培养儿童谋生技能，陆续购置简易生产工具，教导儿童学习手工业，例如纺织、纳鞋底子、缝纫、做裁缝。时间长了，慢慢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有的捐款，有的捐衣服和食粮。”可以说，那时候孤儿院的维持，全部依靠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和帮助。
到了1925年，孤儿院的人数已达到150余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学业不断提高，手工技艺日益娴熟。“工读并进”成为孤儿院贯彻始终的教育方针。
孩子们学习的手艺分为不同的科目，其中有裁缝科，由老工人魏师傅传授技艺，参加学习的孤儿有五六十人，产品的图案设计和各种染色的毛线都十分精美。产品有单双人床垫、地毯、马褥子、椅垫子等，每个环节都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完成的。还有织布科，男孩女孩都参加，但人数不固定。男孩子使用织布机、织毛巾机，女孩子则做稍微轻松的导经、导纬、穿扣等劳动，这些布料由孩子们自织、自染，产品有条子布，格子布等。制革科，由孤儿院的聋哑人王子德负责，他在西安的皮革业颇有名气，所生产的皮鞋在市场上信誉很高。据说，有一年宋美龄到西安孤儿院参观，孤儿们还将他们制做的皮鞋赠送她做纪念。缝纫科，由陶、曹两位师傅负责。这个科是专门为女孩子设置的，她们学习缝制服装、布鞋等，有时也接做外活，当时，孩子们还为冯玉祥的军队制做过服装，以增加孤儿院的收入。除了以上各科以外，还有贩卖（销售科）、建筑、运输队等学工项目。孩子们制作出的东西，都用到了自己身上，衣服是自己缝的，布是自己织的，鞋是自己做的。孤儿院生产的产品还远销欧美，其收入用于补贴孤儿院的开支。儿时曾住在孤儿院的党子祥老人说：“现在回想起在孤儿院里劳动的日子，不仅学会了生活技能，还培养了我们勇敢、吃苦耐劳的精神。孤儿院出来的孩子，都很勇敢、很坚强。”
除此之外，孤儿院的孩子们还能学习音乐，一些有天赋的孩子还组建了一支乐队，这支音乐队很活跃，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在院内演出。有时还应外界的邀请，或为商店开业，或为宣传广告，或为各种庆典作收费演出，以补充院内经费之不足。他们的演出节目很受欢迎。
孩子们在西安孤儿教养院里，衣食不愁，还能学习文化、技术知识，在当时已很不容易。不过，孤儿院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尤其是在1926年刘振华围攻西安期间，孩子们甚至一度面临断粮的危险，孤儿院要怎样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呢？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