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院没有失去一个孩子

  1926年4月，刘振华以十万大军围攻西安，西安城与外界隔绝达八个月之久，城内饿死的市民数以万计。

  孤儿院也面临着成立后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收容的孤儿已有一百多人，再加教职员工，每日所需口粮一百余斤。围城初期，孩子们和员工还能以杂粮度日，但到围城中后期，在西安城里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孤儿院面临断粮的危险。

  张子宜的遗稿中，记述了这段艰难的岁月。由于粮食匮乏，只能购买麸皮和油渣给孩子们充饥。到了9月时，口粮几近断绝，无奈只得宰院里的骡马给孩子们吃，师生们艰难度日，面临断粮的危险。

  此时的西安城内，已是饿殍遍野，城中常能看到饿毙街头者。院长张子宜多方奔走呼吁，最终，杨虎城将军和国民军粮站总监吉希文，捐赠了部分粮食和代食品，孤儿院的孩子和员工，节俭食用，才得以渡过难关。在8个月的围城中，西安居民有数万人饿死，但孤儿院却没有一名师生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1月，西安解围，冯玉祥进入西安，当这位将军得知围城期间张子宜以私人名义借了许多粮食，供孤儿院孩子度日，于是便拿出自己部队的钱还清，并两次给孤儿院捐款，共计4000元。

  无名氏老人向孤儿院

  捐万元银票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28年，关中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一直持续到1930年。孤儿院再次面临口粮紧缺的危机。当时恰逢朱子桥来陕赈灾，协助孤儿院筹集粮款，孤儿院再次渡过了难关。

  最初，孤儿院只收男孩，不过，到了大旱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孤儿院开了收养女孩儿的先河。张子宜《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之动机与经过》一文中说：“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时，只收容男孩。迨1929年，关中大旱，灾情严重。北平孝惠学社饶聘卿、唐慕汾莅陕救灾，在眉县等收容女孩百余名，交给我们教养，她们来时，可怜已极，无法形容。”

  1930年，杨虎城将军回到陕西，对孤儿院灾后重建，恢复和发展，都给以大力支持和同情，在杨虎城的帮助下，陕西财政厅每月都会给孤儿院补助经费。杨虎城的母亲也多次向孤儿院捐款。同时，通过各界的捐款和支持，孤儿院修建了礼堂和儿童教室及图书馆。邵力子夫妇、李仪祉都曾向孤儿院捐助，邵力子还帮助孤儿宋子元在上海美术大学上学。

  1931年，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从天津返回西安，专门来孤儿院看望孩子，并拍摄了许多孩子生活的照片，回到天津后，他将这些照片刊登在《大公报》上，此举为孤儿院募捐到了数千元。利用这些钱，孤儿院购买了数辆大卡车，拉运邮件，以补助院中经费。

  让张子宜特别感动的，是有一位自称无名氏的老人。张子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1936年，院中收容的孤儿已增加至六百多人，开销也日益紧张，某日，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来到孤儿院。他在孤儿院前前后后转了一圈之后与张子宜交谈，询问办孤儿院的长远规划，并问他目前有何困难，张子宜说，最大者莫过于经费来源。老者听罢连连点头，遂拿出一张万元银票交给子宜先生，嘱咐说：“我也想过办孤儿院，但年龄大了，力不从心。这一万元就交给你，拜托你为社会办点好事”。张子宜先生请老者留下姓名，老者说，若留姓名“就叫户县无名氏”。这位无名氏老人的捐赠，是孤儿院1922年成立以后的一笔最大的个人捐款。孤儿院用这笔巨款在附近建起商铺六十多间，出租给商户，收取租金，支持孤儿院的开支，并在孤儿院内勒石以纪念这位老者。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轰炸

  孤儿院迁至太乙宫

  据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提供的资料，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西安，临近火车站的孤儿院常常受到空袭危险，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孤儿院被迫搬迁。

  “为躲避空袭，全院的教师和孩子先是搬迁到南郊的新开门村，借用村中的庙宇和祠堂给孩子们上课。”张德蓉老人说，“后来在太乙宫买到了一块地，孤儿院便搬到了那里。”

  孤儿院得以搬迁，多亏于右任的帮忙。对于资金本就紧张的孤儿院，搬迁购地、建房需要一大笔费用，于右任得知此事后，在重庆多方呼吁，为孤儿院筹款五万银元，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交给张子宜，通过举办书法展览和义卖，并用这些收入补充了孤儿院的资金。于右任对新院址的建设十分关心，抗战后期，回陕西时，还专程到太乙宫孤儿院参观。

  张德蓉还告诉记者，张子宜还将他在精业公司分的一万八千银圆私产，全部用于孤儿院的建设中，她说：“在太乙宫购置的地很大，我记得有65亩多。当时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一位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他本来要设计费五百大洋，然而当他听说这块地是用作孤儿院，特别是知道了我爷爷创办孤儿院的艰辛后，竟然分文不取，免费绘制了孤儿院的设计图。”

  1939年底，太乙宫新址建设完工，孤儿院正式搬迁到终南山下。新址环境优美，风景宜人，南眺可见翠华山、南五台，院外东西两侧有小河流过，周围农田环抱。院内修建了砖瓦房的学生宿舍和教室，同时修建了操场，空地上栽满树木。

  张德蓉老人向记者描述了那时院里的情景：孤儿院分为三个大院子，最大的院子是“男院”，有30亩地，是男孩子们住宿的地方，孩子们的教室也在这儿。男院后面是“女院”，占地10亩，是女孩子们生活的地方，女院不允许男生进入。不过女生却可以到男院去，因为教室都在男院。除过这两部分，剩下的地方就是菜地，菜地很大，有专门的师傅看管、种植，孩子们也常去劳动。菜地种植各种蔬菜，供应全院孩子和员工食用，同时，院内饲养有猪羊、鸡鸭、骡马。当年一位参观过孤儿院的李文斌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被人们遗弃的孩子，竟然生活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局外人士实在难想象！”

  此时，在院的孤儿仍有几百人，仍然实行工读并进的教育方针。不仅设有小学，还有职业班（初中），孩子们在这里不愁吃穿，学习文化知识和手艺。

  78岁的党子祥老人自1948年进入孤儿院，他说：“院中还设置有医疗室，给孩子们看病，这个医生的医术非常好。同时，他不仅为本院的儿童看病，附近的老乡们生了病，也都来找他医治，他还常向穷苦的老乡们赠送药品。”

  抗日战争时期，孤儿院收容的孩子数量大幅增多，不仅有本地的孩子，还有许多从河南、河北、山西等沦陷区来的孤儿。据张德蓉回忆：“抗战后，孤儿院里还来过一批东北的孩子，连战的表姐赵茹梅女士就是那时从东北来的孩子。”

  孤儿院还收容了许多残疾儿童，据党子祥回忆，当时孤儿院有几位教手艺、音乐的老师，也是残疾人。

  男孩名中都带“子”

  女孩名中都有“爱”

  当时，来孤儿院的孩子有许多没有名字，他们都由孤儿院来取名，知道父母姓的便以本姓，不知道父母姓的便随张子宜姓张。为了表示孤儿的地位是平等的，每个男孩儿名字的中间一个字均随张子宜为“子”，而女孩儿的名字一律与张子宜的夫人张主爱连名，以“爱”字为第三个字。

  张子宜在遗稿里提到：“如果孤儿孤女在西安结婚时，我常常参加他（她）们的婚礼。有的孩子在外处结婚，把照片给我寄来，安慰我。有时候女孩子们结婚，院中给几件布衣服和一些零碎东西。”这可见他与孩子们感情的深厚。

  “爷爷是个对子女很严厉的人，对我们几个住在孤儿院的孙子也很严厉，有时甚至会训斥我们。但是，我从没见过他对任何一个孤儿态度不好，他在孤儿面前，总是和颜悦色的。”张德蓉说：“从西安孤儿教养院1922年成立，到1949年西安解放前，孤儿院先后收养和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并使这些儿童学会了谋生的本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有资料说，截至解放时，“由院方直接资助的从中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的（孤儿）近百名，大学及专科毕业的亦有不少。”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先后有150名孤儿院学生奔赴延安，张子宜的原则是：“孤儿院为社会培养人材，并非为某一个党培养人材。”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在1950年8月，正式接管了“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仍由张子宜担任院长，更名为“西安市子宜育幼院”。

  1952年3月，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西安市分会，将子宜育幼院与人民育幼院合并，更名为“西安市人民育幼院”。1956年6月，将全省各社会福利院的儿童全部集中到太乙宫，进行集中管理，更改院名为“西安市儿童教养院。”之后，教养院几经合并、改名，到了1973年，更名为“西安市第二福利院”，2005年8月，正式更名为“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若从1922年孤儿院诞生算起，今天的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已经有近90年的慈善历史了，不过，现在福利院帮助的对象已不仅是儿童，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行政副院长屈宏毅说：“目前，福利院帮助的有儿童福利院送来的14周岁以上的孤儿，还有市救助站送来的流浪乞讨者，另外还有生活不便的代养老人”。近几年来，福利院被评为“省一级福利院”，并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国家级养老服务60个示范单位之一。

  地理链接

  今天解放路“民生百货”处，就是民国时西安孤儿教养院的旧址。孤儿院搬迁后，1946年8月，张子宜将孤儿院在解放路的院址改为“民生市场”。张子宜为方便人民生活开办市场，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故以“民生”为名，其商铺租金全用作孤儿院的运营。1954年，由摊贩组成“民生合作商店”，形成了“民生百货商店”的雏形。

  本组稿件文除署名外由 记者 赵珍采写 图除署名外由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