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景秀丽的吉隆镇冲堆村，有一处著名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108塔”。在那里，石块垒砌的一座座石丘，足有上百个，纵横排列整齐，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

　　关于这个方阵的来历，吉隆镇卓塘村以北公路东面的山崖石壁给出了答案。石壁上刻有“招提壁垒”四个大大的汉字，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福康安为纪念驱逐廓尔喀人大获全胜而亲笔题写。而“108塔”，就是清军与廓尔喀侵略者作战时阵亡将士的陵墓。

　　廓尔喀的第一次入侵

　　18世纪以前，廓尔喀是尼泊尔境内相互征伐不已的24个部落之一，据点位于加德满都西北方向不远。生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蕞尔小邦，廓尔喀苦心经营，终于在公元1769年，乾隆34年成功吞并其他部落，迁都加德满都，建立了廓尔喀王朝。

　　问题是在廓尔喀坐大之前，和清廷打得火热的是巴勒布部，以至于远在天边的清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巴勒布就等于尼泊尔。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时，驻藏大臣只知巴勒布，不知廓尔喀，所以举凡奏章书信，皆称巴勒布，使廓尔喀大失颜面。

　　其实，尼泊尔位于我国西南，接壤的边境线长达11００公里，山口通道众多，因此自古以来就与西藏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尼泊尔地处印藏往来孔道，络绎于途的既有商人也有僧侣。西藏经常有僧人前往印度学经，途中多在加德满都停留学习印度语；西藏商人畏惧印度的炎热，也多由廓尔喀人从中转输商品，廓尔喀理所当然地成为印藏通商往来的桥梁。

　　廓尔喀国小民众，人口同西藏相当，疆域却只有西藏的九分之一。国内之民难于自给，必然向外发展。当其势力受阻于锡金和英国后，好战的廓尔喀人便将目光投向西藏。

　　挑起争端的借口非常简单：货币。由于西藏长期没有自己的货币，全靠尼泊尔供给，西藏用大量白银来换取同等数量的银币。廓尔喀统一全境后，宣称战乱时期的银币不规范，掺铜过多，成色不纯，要重新铸币，并要求西藏承认一个新银币兑换两个旧银币。这是一个非分的要求，遭到西藏方面的断然拒绝。

　　此时执掌廓尔喀军政大权的是摄政王巴都尔萨野。巴都尔萨野素来亲英，英印总督康化利为了控制尼泊尔，进而图谋西藏，给巴都尔萨去密函许以厚禄，诱使其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向英国敞开大门。

　　恰巧此时，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发生了因争夺已故六世班禅的财产而引发的兄弟反目为仇的事件。之前，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期间，乾隆多次厚赐珍宝财物。谁知这大量的宫廷赏物却被班禅同父异母的兄长所独吞。此人占据所有的财宝后，既不布施给寺院及藏兵，连六世班禅的亲弟弟沙玛尔巴，也借口他是宁玛派的喇嘛，而分文不给。

　　沙玛尔巴怒火中烧，前往廓尔喀，极言这个班禅的兄长独吞了万贯遗产和奇珍异宝，并将后藏的防备等情况告知廓尔喀国王，煽动其出兵侵藏。

　　巴都尔萨野认为时机成熟，遂于乾隆53年（1788年）6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和吉隆二处，不久又攻占宗喀，进逼噶尔寨。

　　消息传到拉萨，八世达赖亲自主持全体僧众在布达拉宫举行抵魔法会。驻藏大臣庆麟也紧急上奏朝廷，陈述时情。虽因路途遥远，乾隆皇帝收到奏折已是一个月后，但老迈而并不昏庸的乾隆还是连下六道圣旨，做出了及时的决断。

　　首先，命令西藏地方全力保护好年幼的七世班禅。其次，命令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以及成都将军鄂辉抽调四川绿营兵3０００余人进藏迎战，并调集各方人力物力，尤其是西藏的地方力量，备粮运粮，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最后，命令撰写以驻藏大臣名义致廓尔喀的檄文。

　　正在众人积极备战，八世达赖设宴款待出征边界的官兵，七世班禅为迎战而从地方筹措粮草之时，扎什伦布寺和萨迦寺的两名活佛却背着达赖、班禅和清廷，私自前往廓尔喀，同巴都尔萨野议和，以及同沙玛尔巴商议停战、退兵、交地之事。

　　在这件事上，廓尔喀人显得极其草率，不去细想这两位喇嘛是否能代表清廷和西藏地方，见他二人对一切条件允诺得如此爽快，便陆续退兵，使清兵进藏变成了一次没有与敌人交锋的远征。而张皇失措的驻藏大臣庆麟在收到两个议和喇嘛遣人送来的信后，便向达赖喇嘛提议：不如准了议和条件了事。

　　乾隆深知个中复杂，很早就派了精通藏语的理藩院侍郎巴忠去西藏明察暗访，汇报实情。当他得知这次议和后，极为不满，连下数旨，指摘其中的失策。

　　首先，若廓尔喀人再来侵扰，则藏地永无安宁。其次，谁赋予两个喇嘛谈判的权力？置班禅、达赖于何地？盛怒之下，乾隆撤去庆麟驻藏大臣一职，由巴忠暂行代理。问题是，巴忠也只想息事宁人。当他听说廓尔喀人无非是要钱，给钱就退兵，而且这笔岁币只需藏区交纳，不要朝廷承担后，一下子如释重负，欣然允诺，并利用两情不通，联袂鄂辉和成德，主演了一场上瞒乾隆、下哄达赖的闹剧。

　　巴忠指使鄂辉谎奏了一场大捷，说收复了失地，廓方的头领正在交界地听侯官兵到后“欲行申诉”。乾隆一听大悦，其结果就是又当了一次冤大头，花100万金来买单，犒劳一众将士。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每年9000多两银子的岁币谁出？深谙藏情的达赖知道，藏民无力负担这笔开支，因此早就对用钱换取廓方退兵的做法明确表示反对：“此事所办冒昧，将来必有反复。”事后乾隆称赞道：“达赖喇嘛能识大体，人尚明白。”

　　第二次入侵

　　1790年，廓尔喀人来要钱，西藏方面给不起，拖到第二年，才勉强凑足9000两，勉强遣人带着找到对方，央求其交还文约，就此罢休。廓尔喀方面经沙玛巴尔煽动，大发雷霆，再次出兵，大举入侵后藏，战火一直蔓延到后藏中心日喀则。

　　眼见纸包不住火，真相即将浮出水面，巴忠惶恐不安，情急畏罪之下“投河淹毙”。

　　乾隆这才得知前次议和的真相，震怒之下，革了一批驻藏官员的职，却为了不“贻误公事”，并未当即处理鄂辉和成德，而是传谕彼等，“令其安心奋勉，戴罪立功”。同时谕令军机大臣传阿桂和福康安奏陈对策，并着重指出“必须动兵时，即遣福康安前往办理”了。

　　阿桂是有清一代屈指可数的名将，一生屡统大军，运筹决策，用兵持重，是乾隆朝少有的出将入相的股肱之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福康安据稗官野史所说，乃是乾隆的私生子。不论如何，福康安是清朝第一个宗室之外被破格赐予“贝子”爵位的，宠命优渥，圣眷正隆。乾隆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班。

　　与此同时，廓尔喀军队马不停蹄，很快便占领了协噶尔和萨迦寺。藏军节节败退，接替巴忠的驻藏大臣保泰率兵前往后藏，却不敢迎战，最后以护送班禅为名仓皇逃回拉萨。扎什伦布寺的僧众携带着贵重财物，四散而逃，廓军占领了扎寺，大肆劫掠半个多月后，退居聂拉木观望。

　　仓皇失措的保泰会同一众噶伦，拜见八世达赖喇嘛，禀请达赖喇嘛暂时前往热振寺避难。达赖则安慰保泰说，廓尔喀人不会侵犯拉萨，无须慌张。

　　乾隆在得知此事后，降旨称：“达赖喇嘛决断此等大事，仍居布达拉宫，甚善”，又称驻藏大臣“心慌胆落，懦怯已极”，是“无用之物”。

　　时任四川总督的鄂辉，在收到乾隆要求他带兵驰援西藏的圣旨后居然上奏陈述，说之前保泰已经派2000名藏军在各要隘防守，谅廓尔喀人决不敢再行深入。

　　当然，鄂辉也不是存心叫板，他确实是太轻敌了，根本没料到一个蕞尔小国的侵扰会威胁到整个藏区的安全。但君命不能不受，鄂辉还是派成德率兵300余人赴藏，横竖有个交待。

　　然而鄂辉不知道的是，乾隆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乘此兵威，痛歼贼匪，大示创惩”。因此，对他的推诿不前“殊出意料之外”。乾隆再次谕令鄂辉急速赴藏进剿，鄂辉这才带着两千人马按兵缓行，向藏区挪步。

　　乾隆终于愤怒，下旨严加斥责道：“今鄂辉、成德带兵行走稽迟时日，距藏尚远，而贼匪于抢掠后早经饱载而归！”又警告二人：“既已迟误于前，若不再加奋勉，立功自赎，恐不能当其罪也。”最终，二者还是因为“错谬甚大”被双双革去了总督和将军的职衔，降为副都统，仍留西藏效力赎罪。

　　接下来便是紧锣密鼓的人事调整，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被派往西藏。其中，军机大臣舒濂担任新任驻藏大臣，吏部尚书孙士毅任四川总督，福建水师提督奎林任成都将军。品级之高，令人咂舌。饶是如此，乾隆仍不放心。再三强调进藏官员须“和衷共济，切不可分别军务、地方，稍存畛域之见。”

　　直到最后，始终不能打消疑虑的乾隆终于如梦初醒：“朕再四思维，竟须福康安前往督办，方足以资统率……著传谕福康安，接奉此旨，即迅速来京，候朕面授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