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4团在昭苏边防站附近修路，在挖掘机向一列高出两米的丘形土墩犁去时，竟然出人意外打开一座千年古墓，霎时间石破天惊，墓穴洞开，无数红彤彤的宝石和金灿灿的金器出现在人们惊愕的眼前，接着是一阵疯狂抢劫，古墓被破坏殆尽。
经过伊犁州文管所四年的艰苦努力，追回来70件文物，遗憾的是这些珍贵文物离开了它们墓葬时出土环境，无法搞清它的原始面貌及其主人的身份和有关的文化信息，给波马古墓留下一系列悬而未决的惊天之谜。
波马古墓位于西域民族大迁移走廊的重要位置，公元3-7世纪的伊犁河谷金戈铁马，风云激荡，草原文化艺术之星闪烁，众多的民族和有才能的人都涌向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了世界。至少有塞人、月氏、乌孙、鲜卑、柔然、悦般、厌哒、突厥等古代游牧民族在这里上演威武的话剧。古墓虽然被破坏，我们丝毫不应该降低热情， 要从这一件件具有稀世价值的文物中去追索与重塑西域的历史文明和草原艺术史诗般的道路。
草原文化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流之一。我们是否能从波马古墓出土追回的文物中追索到生活在伊犁河谷的众多的草原民族朝代更迭、民族兴衰、文化相承融合的"文明进步状态",以及他们共同参与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
第一批追回的文物中有：镶嵌红宝石的金面具、镶嵌红宝石带金盖的罐子、镶嵌红宝石包金剑鞘、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镶嵌红玛瑙带有虎形柄的金杯，错金的单耳银瓶等等。据州文管所安英新提供的信息，有件"像短拐杖一样，手柄处镶嵌有宝石"的文物，据猜测是一只可以判定墓主人身份的权杖，始终没有追回，为迷雾重重地波马古墓又增添了一层疑云。
那个编号为昭苏波马古墓一号文物的镶嵌红宝石的黄金面具，就是一个失去了 主人的面具。按照西亚地区相近的考古发现类比，这应该是盖在死者脸上的，但是它的主人的情况，已经无法知道了。这件找不到主人的面具通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245.5克，全部以黄 金锤鍱而成，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当。宽阔的脸庞，饱满的两颊及下颌，满脸的络腮胡子，面部的表情威武中透着怒气。
面具的奢华不仅来自于黄金，还有毫不吝惜地使用红宝石。面具的眼睛是两颗大而圆的红宝石，眉毛和上唇髭以镶嵌长方形的红宝石来表现。而面具的络腮胡子制作得最为细腻，先用宽约一厘米的长条金片铆接于两腮，随着宽阔的下颌长及两鬓，然后焊接39颗心形红宝石；每颗红宝石均心尖向下，以鼻准为界，右边排列20颗，左边排列19颗；然后再用细密的金珠给红心宝石作一圈的装饰，似乎是在表现这位不知名武士胡须的浓密。
用黄金和红宝石镶嵌的这一面具，是一个草原民族武士无与伦比的写真，他庄严中彰显威武，奢华中不失尊贵，如此具有个性和生动表情，它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中表现了一个部族的民族精神。面对他使我们彷佛又看到那千万铁蹄踏过草原扬起的烟尘和听到那震撼大地旋风般的呐喊声。这到底是哪一个部落？
波马古墓的横空出世给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巨大兴奋，也带来了巨大困惑，惊天之谜的谜底众说纷纭。
波马古墓没有被时间封闭，也没有关住草原民族的历史，它那些巧夺天工，流光溢彩的文物如同一面历史的多棱镜，在那里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中的有心人力图展示中国西部富有鲜活记忆、带着色彩和体温的草原民族史。
州文管所安英新和新疆考古所于志勇在1999年《文物》杂志发表论文，判断这批文物为西突厥遗存。新华社也发表消息称，新疆伊犁河谷发现西突厥金银器。
锡伯族文化学者仲高在自己撰写的《西域艺术通论》（2004年）中赞同这一论点，并认为波马古墓与其他地方出土的突厥金银盘中的宝相花纹如出一辙，其纹样不似塞人和匈奴人的动物纹样，而出现了以装饰性花卉对称的纹样。
"突厥人"说一出首先遭到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C?B?阿尔金教授质疑。阿尔金教授认为，中国学者低估了这些文物的价值，他们显然把这些文物鉴定得过于年轻了。他认为墓中发现的带有菱形的军用箭头，在公元3-4世纪就在包括阿尔泰山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中广泛使用，而墓中出土的丝绸，则可以在东汉末年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里找到相似品。阿尔金教授的观点，将波马金银器的时代提前了2-3个世纪。
着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则在《新疆波马金银器》一文中进一步从突厥人的葬俗和墓葬形制方面论证波马古墓不是突厥人墓。
作者支持王炳华教授的观点，波马古墓并非突厥人墓。突厥人像一切多鬼神信仰民族一样，相信祖先之灵的存在，而祖先之灵理想的住宅是高地，最好是高山，因为那里较容易接受天神。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是狼祖、狼徽的崇拜。在突厥传说中狼是其母系祖先，她是始祖阿史那的妻子，又是伊质泥师都的母亲，因而"旗纛让施金狼头".
波马古墓未发现任何反映突厥草原游牧文化的"狼祖"、"狼徽"和"金狼头",与突厥图腾不一致，这里反而出现了一件通体镶嵌红玛瑙的带虎形柄的金杯。
这个金杯不仅外观极美丽，而且表达了波马古墓所属部族民族精神对审美的追求，有一种游离于规定法则之上的浪漫美。金光灿灿之中，红玛瑙闪耀其间，布满杯体的菱格，将玛瑙分割安置得十分妥帖。鼓肚侈口的金杯，再配合一只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的猛虎作为杯柄，警觉、勇猛、敏捷的"灿烂感性",使这个器物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成了照亮历史的明灯。
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英在其《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庭因素》一文中，将注意力集中到虎柄上并将目光引向了西方。
林英由这只金杯联想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酒神驾车四处流浪时，他的坐骑就是虎豹，每当酒神与他爱酒的老师西勒诺斯和发酒疯的狂女巴卡迈娜狂欢饮酒时，虎豹们总是趴在酒器的边缘上痛饮，久而久之，它们的形象便于酒器结合在一起。幻化成了酒器的手柄，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罗马酒器上，再向东的安息文化出土的文物中也出现了以虎豹为手柄的酒器。
尼采在他的第一部着作《悲剧的诞生中》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他认为"在艺术中，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悲剧和抒情诗求诸日神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也是酒神艺术".
日神和酒神是作为人生的两位救世主登上希腊的美学舞台的，希腊的悲喜剧都起源于对酒神的献祭和纪念的仪式，波马的虎柄金杯所表现具有希腊化色彩的审美态度与西突厥的崇拜的"施金狼头"手柄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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