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蕴芳被胡中藻带到北京，经鄂尔泰多方照顾，当上了满洲旗学的教习。满洲旗学是培养满洲贵族子弟的学校，他们要学习汉文化，朝廷特意从全国挑选优秀人才来担任教习，因此，李蕴芳的初仕职务，看似卑微，实际相当重要。事实上，他成了鄂氏家族联络满洲贵族的“眼线”.岂料好景不长，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忽然病逝了，享年66岁。鄂党领袖一死，张党顿时得势，鄂党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李蕴芳因落籍北京，乾隆九年到十五年期间，他参加了甲子、丁卯、庚午3场顺天府乡试，虽然每次考得都很好，但由于张党从中作梗，李蕴芳始终跨不进举人身份的门槛。乾隆十五年（1750），张党领袖张廷玉遭到乾隆帝贬斥后赋闲在家，张党走向没落。乾隆十七年（1752），李蕴芳终于迎来了自己科举的出头时日，这一年的春季，他参加顺天恩科乡试，中了举。到了秋天，参加会试，中了二甲第33名进士。

　　李蕴芳为《坚磨生诗钞》写跋语

　　李蕴芳考中进士后，未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馆选考试。北京城中鄂党纷纷出面，为李蕴芳的仕途说项，不久，吏部任命李蕴芳赴江西候补知县。此时的江西巡抚正是鄂昌，而李蕴芳出仕江西，无疑是鄂昌等人暗中活动的结果。这年冬天，李蕴芳兴冲冲赶往南昌，连日受到鄂昌盛宴招待，其眷顾之隆，震动江西。不几日，即实授石城知县。

　　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鄂昌却因“申奏不实”,被张党揪准了小辫子。乾隆大怒，罢免了鄂昌，罚往新疆充军。新任江西巡抚胡宝泉一向仇视鄂昌，他一到任上，即着手打压鄂昌的党人势力。乾隆十八年（1753），胡中藻的父亲病逝，因“丁忧”辞去京城官职，匆匆赴老家江西新建县奔丧。在居丧期间，李蕴芳多次登门看望老师，诗歌酬唱赠答。回石城后，两人书信往来，关系尤为亲密。次年，鄂昌再度崛起，成为甘肃巡抚，李蕴芳、胡中藻等人又同鄂昌书来信往。

　　鄂张党争引起了乾隆帝的极大不安和猜忌。鄂昌曾极力推荐李锡泰为广西巡抚，乾隆召见李锡泰时，李痛贬广西前任巡抚托庸是恶吏，却连口夸奖鄂昌，这种朋党间毫无原则的褒贬令乾隆十分反感。鄂党人物梁诗正从兵部尚书任上被罢免，胡中藻等立即纠集本党官员对张党人物汪有敦进行弹劾、攻击。乾隆帝愤恨地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他决定借机一举铲平朋党之风。

　　恰在这时，胡中藻雕版印刷他的诗集。门徒张开泰出资，鄂昌作序，李蕴芳点校，还写了跋语。就这样，一本在乾隆年间影响力极大的诗歌集《坚磨生诗钞》出版了，朝野争阅，乾隆帝也得到了一本。胡中藻诗法韩愈，用语险奇，善于从古文中化取典故，推陈出新，风格清新，确实不失为乾隆年间诗坛大家。可是，乾隆帝在阅读他诗歌时，却望文生意，称“悖逆讥讪之语甚多”,要严办胡中藻。

　　“文字狱”祸及武威

　　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乾隆帝在谒陵返京途中，入住韩村行宫，突然颁谕批驳《坚磨生诗钞》，认定“悖逆之词连篇累牍”,其罪恶大大超过了前朝查嗣庭、吕留良案。其中“悖逆”诗句有50多处，主要有：1,诋毁本朝。《坚磨生诗钞》称“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句，被认为是喻清朝不久又要被另一朝代所取代。《坚磨生诗钞》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因“清”前有“浊”字，被认为有意诋毁。2,“谤及朕躬”.《坚磨生诗钞》中“老佛如今元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两句诗，被认为讽刺乾隆的朝门不开（不理朝政）。又如《坚磨生诗钞》中的“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被认为是诽谤乾隆赈灾、恤民如“佛灯”之难遇。3,个人怨怅之语，重点有“得免我冠是出头”、“直道恐难行”等句。另外胡中藻在广西任学政期间所出试题中含讥讪之意，如《论语》题：“鸟兽不可与同群”、《易经》题：“乾三爻不象龙”等。乾隆下令将胡中藻提拿解京“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胡中藻81岁的老母、14岁的女儿、3岁的孙子和弟弟等家属均被关押在省城南昌的监狱中，其家被抄，资产被没。

　　早在二月，乾隆帝就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36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唱和诗赠答者主要是鄂昌和李蕴芳。乾隆认为，治胡中藻罪必须要查鄂昌。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刘统勋搜查得非常严苛，连鄂昌家妇女的化妆匣都不放过。经查，发现了许多鄂昌与李蕴芳的书信，其中，有些是李蕴芳拜托鄂昌照顾武威老家同学、亲友的书信，有些是鄂李二人的和诗。当然，大量的“证据”还是胡、鄂二人书信。

　　乾隆帝看了江西巡抚胡宝泉上的奏折，认为李蕴芳不但是胡中藻的嫡脉亲信，助恶为虐，而且竟敢“以检验为苦，反复嗟怨。”不由勃然大怒，痛斥李蕴芳“甚属狂悖”,决定另案重办。四月，乾隆颁谕最后裁决：胡中藻斩立决（诸臣会审原拟凌迟处死），以惩一儆百，杜绝朋党之弊，“为大官植党者戒”,胡中藻家属免缘坐；其实产折银8047两，除留100两供其母养老，其余没收，用于地方公益事业。鄂昌被押来京后，经大学士九卿严审，“低首无辞，惟称万死”.乾隆帝“从宽赐令自尽。”

　　胡中藻、鄂昌死后，乾隆帝对涉及诗案的其他人员“俱着加恩，一概免其查究”,独对李蕴芳下谕严办，对江西巡抚胡宝泉说：“该抚见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 李蕴芳遂从南昌监狱被解交京城。

　　五月以后，为给李蕴芳定实罪名，朝廷在甘肃和江西两地搜查李蕴芳书信、诗歌。不久，乾隆帝下了“李蕴芳实可恶谕”,定立秋斩无赦。33岁的李蕴芳就这样成了朋党之争的“替罪羊”,以“检验为苦，反复嗟怨，甚属狂悖”的罪名被处死了。

　　李蕴芳之死，震惊西北。武威士子们恐遭连累，把李蕴芳八股范文和诗歌作品悄悄烧毁；地方官又把李蕴芳留在莲花山、文庙及其他名胜建筑上的题匾全部涂抹或销毁。李蕴芳家族逼迫外迁往南山（今祁连山冷龙岭段一带）。以至于到了乾隆甲午陕西乡试，武威士子们竟然不敢去西安参加考试，几年后的丁酉陕西乡试，武威士子们也榜上无名。乾隆中后期近40年，武威的文学滑入了低谷。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