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封锁与文化渗透。

　　胡宗南利用军事封锁线割裂开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检查与阻挠双方人员的往来，扣留与逮捕投奔边区的全国各地青年与边区进出人员，限制与扣阻各种军用与民用物资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这同时，他又力促与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在各地建立严密的保甲组织，编组地方武装，建立军民统一、全面动员的指挥体制等；在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关键地区，如关中北面的黄龙山区，则设立一种特殊的党政军一元化的行政机构，称“黄龙山设置局”,以加强对国统区人民的控制，配合胡部军队的军事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

　　胡宗南为加强他个人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与影响，在抗战期间，先后调派与推荐自己的亲信干部到陕、甘地方行政上担任要职，如以梁干桥任耀县地区专员，蒋坚忍任大荔地区专员，赵寓心任彬州地区专员，傅云任榆林地区专员，胡受谦任天水地区专员，胡公冕任岷县地区专员，赵龙文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等。同时，胡宗南对陕、甘两省地方上的国民党党政骨干分子，如彭昭贤、李犹龙等，加意拉拢，终为胡所用。

　　1940年10月间，胡宗南报经重庆军委会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作为陕省组训民众的最高领导机构，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兼总指挥，但蒋从不过问，胡宗南以驻军首长身份兼任副总指挥，实际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参谋长，彭昭贤任副参谋长，梁干桥任参谋处长，蒋坚忍任组训组长，唐奇任总务处长。后来在其下设两个区指挥部：一个是商、同区指挥部，以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任总指挥；另一个是彬、洛区指挥部，以第十六军军长董钊任总指挥。“战干四团”的大批学生被派遣到各地任乡、保长与指导员。胡宗南通过这个组织庞大的机构，更公开地与更大量地插手、干预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员，从乡、保长直至县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参见沈云龙等：《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访问记录》，刊（台北）《口述历史》总第2期。

　　为了与中共的宣传活动相对抗，胡宗南与陕西省当局以西安为中心，创办各种报纸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报》《抗战与文化》《文化导报》等，编印多种反共书籍，如《延安归来》《延安剪影》《延安实况》等，进行反共宣传。对一些叛变中共的理论家，如叶青（任卓宣）、柳宁、刘一宇（刘仁静）、丁逢白、张涤非等，胡宗南将他们迎养在西安，让他们写文章，办刊物，专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批判。

　　第三，在1939年底，侵犯“囊形地带”,参与发动了第一次国共军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千里封锁线上，在陕、甘交界处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地区，形成了一块向南突出的地带--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胡宗南及其部属习惯地称这块地带为“囊形地带”.这块地带一直使胡宗南坐卧不安。因为在胡看来，这块地带的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中共非法霸占；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囊形地带位于洛川侧后。插入国统区，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一直想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并可将从宜川到固原的封锁线拉成一条直线，节省许多兵力。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将约一年前五中全会制订的“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发展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接着，在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形成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国共摩擦高潮，在山西、河北、河南、湖南等地都发生了国共武装冲突与流血事件。在这次摩擦高潮之前，在1939年5月，胡宗南已出兵占领旬邑县城。在摩擦高潮中，1939年12月10日，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一个团，联合宁县保安队，夜袭宁县县城，原驻该城的八路军罗营在伤亡400余人后突围撤走；12月14日，驻平凉的第一九一师配合保安队，又袭击了镇原城的八路军某营，占领镇原，并向西峰镇、马渠、屯子镇一线的八路军发动攻击；在12月底到1940年年初，胡宗南又调派第七十六军李铁军部的两个师、第八十军孔令恂部的两个师及预三师等部，攻占了正宁，淳化两城。胡宗南部在占领囊形地带五座县城后，乃集结兵力，准备向北推进，威逼延安。这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如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所说：“从这一年开始，两党的摩擦纠纷，在各地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十二月，胡宗南部又进驻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县，更加剧了两党关系的恶化形势。”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页。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晋绥地区调回主力第三五九旅，协同留守部队，对胡宗南部的北犯，采取了不夺回胡部占领的五座县城，而是控制以马栏为中心的五县广大乡村地区，并防止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方针；同时，把主要打击矛头指向延安以北的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军政齐下，迫使何绍南于1940年2月5日逃离绥德，中共军队控制了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及其50万人民。陕甘宁边区向北推进与扩大了一大片土地，并与黄河对岸的晋绥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胡宗南所指挥的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武装进犯到1940年3、4月间停止。1940年3月5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程潜与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一度和缓下来。在这次国共军事摩擦中，胡宗南得到了旬邑、淳化等五座县城，但囊形地带的广大乡村地区仍在中共手里，同时却失去了整个绥德地区。胡宗南进攻的结果得不偿失。

　　1940年秋，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从重庆来到西安视察教育。陈立夫是胡宗南的浙江湖州同乡。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曾任胡宗南中学时的兵式体操教师。陈立夫生于1900年，比胡宗南小4岁，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地位与政治经验都在胡宗南之上，而且与蒋介石关系特深，胡宗南一直以师礼待他。陈立夫到西安后，胡宗南邀他晚餐，还让陈检阅部队。陈立夫称赞胡的部队“军容肃穆而壮大”,并向胡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说：“蒋公以北伐第一军之基本部队授兄，并以最佳美援武器补充兄，兄宜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以报之，则今后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绪。兄如有此魄力，我愿共负其责。我告以计划。”陈立夫的“计划”,陈立夫建议胡宗南去做的这件所谓“轰轰烈烈之事”,乃是要胡率部袭击陕甘宁边区与中共中央。

　　但是，陈立夫的“计划”非同小可！在当时全国抗日的形势下，胡宗南没有蒋介石的命令，绝不敢去做这件将遭国人痛骂的所谓“轰轰烈烈之事”.当时国民政府的其他一些军政大员也不会同意陈立夫的这种书生之见与冒险主张。胡宗南的顶头上司、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1941年12月2日就秘密地指示胡宗南：“现时收复囊形地带，亦殊不当。”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