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行在西安五天，除胡宗南外，还分别会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与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公冕等军政界名人，反复申明与宣传中共的立场与态度，然后于7月13日离开西安去延安。

　　周恩来一行离开西安后，军统西安站给胡宗南送来一份关于周恩来一行在西安活动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等等。胡宗南看后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然而，历史证明，在国共情报工作的斗争中，失败者不是中共，而是胡宗南。将失败当成胜利，胡宗南已不是第一次了，以后还会有多次，而且将失败得更惨。

　　赶走熊斌控制陕政

　　在1943年，胡宗南在与中共的较量中，输了一招，然而，他却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取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他成功地赶走了与他有矛盾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从而完全控制了陕西地方行政，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陕西王“.

　　胡宗南在1938年驻军西安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直是蒋鼎文。蒋鼎文与胡宗南是浙江同乡，又同属黄埔系，自黄埔建军，蒋鼎文是胡宗南的教官，后来是他的上级长官，两人交往多年，私交颇深。蒋鼎文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胡宗南各事放纵优容，让胡大权独揽，蒋鼎文不闻不问，因而双方相安无事。

　　但自1941年6月熊斌继蒋鼎文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胡以驻军首脑的身份，与陕西省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了。

　　熊斌，字哲民，又字哲明，湖北礼山县人，1894年生于北京，比胡宗南年长两岁，陆军大学四期毕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入西北军冯玉祥戎幕，任中将参谋长、总参议等职；北伐胜利后，随冯玉祥到南京国民政府中，任军政部航空署署长；1930年中原大战时，他任冯军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他改投蒋介石，历任参谋总部厅长、次长等职，很为蒋介石重视。他到陕西任省府主席后，以军界前辈的身份，对胡宗南并不买账，尤对胡宗南插手干预陕西地方行政十分反感，多次抗拒。其中重要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各县县长的任免撤换，熊斌自订县长检定办法，组”检定委员会“审查议定，拒绝胡宗南的任意指派。

　　对各县县长的任免撤换，本应是省政府职权所在，驻军军方不应干预。但如前所述，过去几年，胡宗南常以”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的名义，任意要求撤换与任免一些县长的人选，特别是靠近中共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县。熊斌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认为”县长为亲民之官，乃地方行政之最重要之干部，人选特须慎重。首订县长检定办法，组检定委员会，以全体省政府委员兼检定委员……无论何人介绍，愿为县长者均须经过检定，故对中央院部会长及当地军事当局介绍之人，悉据此办法应付，明知不合时宜，但为国负责，为事求人，不得不尔。“熊斌：《六十年回忆》，刊（台北）《传记文学》第64卷第1期，第5页。这就使胡宗南在陕西省的县长人选上不能任意指派、随意撤换、如愿以偿了。据说有一次，胡宗南以”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的名义，派其参谋长见熊斌，出示一张名单，告诉熊斌说：”接近匪区某某、某某等四县的县长，胡先生请予撤换，并建议按此名单上的诸人接充。“但熊斌断然拒绝。后来熊斌将还将此事与胡宗南长期任意撤换与指派各县县长的情况，告到蒋介石那里。因为此事明显是胡宗南违规行事，是胡宗南理亏，蒋介石只得致电胡宗南，要他不要再在县长人选上干预地方行政。

　　第二，对厅、县以下各级干部的培训，熊斌自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负责，而不再让胡宗南的战干四团代为承担。

　　过去，胡宗南为着扩大自己的势力，插手地方行政，曾规定，陕西省地方厅、县以下各级干部的培训事宜，一律由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承担。熊斌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就将这项培训事宜从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划出来，由陕西省政府自己掌握，不再让胡宗南过问。熊说：”厅、县以下各级干部，则依中央规定，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分期轮流调训（原属战干第四团代训），因此开罪军事当局。“同上。

　　1938年，移驻关中。此后，既参加兰封、信阳对日作战和入晋对日作战，又多方遏制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奉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l945年，升战区司令长官，在郑州主持171军投降仪式，领陆军上将衔，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7年率部进攻延安

　　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损失却不小，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明显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东北和晋察冀转取守势，加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在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已经走火入魔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最后时刻到了。三月六日，胡宗南秘密登上了前往洛川的专列。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踌躇满志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十分信任的这位年轻的军官，竟然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的这一身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才暴露出来。那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的宴会上指着熊向晖向出席宴会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张治中正茫然错愕时，周恩来解释说：”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当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前往洛川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风险。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时，把自己的笔记本丢在了专机上。笔记本中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在地址的旁边注有一个”熊“字。马歇尔的副官很快就以传递绝密文件的方式把笔记本送了回来，但是周恩来无法判断其内容是否被照相并送给蒋介石过目。周恩来立即设想了几个应急措施以保证熊向晖的安全，包括把他秘密转移到解放区去，或是让他申请结婚并出国留学。但是，观察了数天之后，熊向晖并没有发现胡宗南对他有任何怀疑的迹象。

　　熊向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着名外交官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七年当胡宗南全面进攻延安时，他给延安方面不断提供的绝密情报，由于事件的极其特殊，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尽管后来绝少有人提及那段往事。毛泽东曾说，熊向晖顶几个师。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