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号墓主身边珠玉满堂却没有一件兵器，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是个女人！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一代国君夫人。这个解释使棺盖上覆盖的4件铜翣，10个双龙纹饰镂空铜环，4鼎、4簋的礼遇规格，以及遍布全身的珠宝玉器，都找到了合理的对应。虽然尚有很多疑点未能解决，但是这个结论，已经令我们欢呼雀跃。有了国君夫人，离国王还远吗？！

　　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墓室中只留下插附着十只双龙纹饰铜环的四堵土墙和墓壁上深嵌的珠串，等待着文保人员的保护方案。由于工作召唤，带着发掘中的许多疑问，我匆匆赶回北京。

　　……既是国君夫人为什么无名无姓？没有颂赞她的铭文、也没有主持葬礼人的记录呢？两个星期后，孙秉君队长的电话解放了我的思虑。

　　原来我走后，文保人员便将几段镶嵌文物的土墙整体移走原样保护。于是，墓主头顶上方30多公分宽的那道土墙根部，露出了4件口沿上刻有铭文的青铜鬲，铭文记述了芮国太子作铸此鬲、并保子孙万代永远昌盛的祈福。

　　神秘的墓主竟然是一位芮国的国君夫人。

　　她怎麽会葬在梁国的领地上呢？更大的疑问摆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

黄河滩上的千年悬案

　　芮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早在夏商之前，古史中就有关于“虞芮之争”的记载。据《史记·晋世家》注释，春秋早期，韩城为梁国所在，芮国之都居韩城之南约100公里的大荔县。这个说法延续了两千多年。

　　芮国是一个小国，在经历了多年征战之后，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抉择，以致将自己的国君夫人葬在了梁国的土地上？是因为梁芮两国通婚？芮国的公主嫁与了梁国？或是梁国的公主嫁给了芮国？……？能够找到的猜测和解释统统不合情理。

　　我国自汉代之始，帝王们对地下出土先秦时期青铜器一事就十分重视，将其看做祥瑞之气降临，并载入史册。

　　北宋年间（咸平三年），陕西同州（今大荔县）一位名叫汤善德的农民，在黄河滩上打鱼时，发现沙土中露出一件青铜宝器，便将其捡回来敬献给真宗。此事在当时曾轰动一时，并传为佳话。

　　这件出自黄河滩的青铜宝器，上面书有“太公缶” 的字样。后经考证，隶定为“芮公簠”. “芮公簠”的图影先是被收入石刻图绘《皇佑三馆古器图》，后又被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收入中国第一部《考古图》中传世（至今）。到了清代，各类史集中收录的，带有“芮公”和“芮太子”铭文的芮国礼器已经多达26件，却均无出土地点。

　　黄河滩上最早出现的芮国礼器究竟来自哪里？谜底一时成为千古悬疑。

　　芮国的领地是不是真的在陕西省大荔县？梁带村19号夫人墓的发现开始动摇专家们对史籍的完全信赖，虽然还仅仅只是一个孤证。

　　梁带村建在黄河西岸的黄土高台上，与山西省的乡宁县、河津市、万荣县隔河相望。由于河道的变化，滚滚黄河水在这里会发生十年一次的倒岸现象，每当此时，断流一方的河道就会裸露出来，同时露出河道旁深深的冲沟。

　　当初，在对梁带村周边考察时。孙秉君队长就发现，村北一条长约500米，最宽处30米的冲沟崖壁上有6座两周墓葬。而且，冲沟西侧已经勘探出相当密集的墓葬群。可以想见，这里曾经有较多的墓葬被河水冲走。

　　难道说，是黄河水充当了芮国青铜器的出土媒介？两千多年的冲刷与拍打能够将50余米的黄土高台冲出几百米的深沟，为什么不能冲开一、两座大墓，将墓中的器物带到远方呢？

　　孙秉君的这个猜测，把人们对26号大墓的期待推到了极致。

疑云再现

　　再次来到梁带村时，26号大墓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望着琳琅满目、奇异精美的一件件珍宝，听着 孙秉君队长绘声绘色地介绍，在兴奋与激动中，我了解了它们的出土经过。

　　如果说19号夫人墓，让考古人员经历了一次视觉的盛宴，26号夫人墓的“精美绝伦”（孙秉君用语）便是一首亘古飘来的王者之曲。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都会为观赏到如此美妙的皇室古韵而流连、庆幸。

　　同为“甲”字形的26号夫人墓与19号夫人墓朝向一致，并排埋葬，相隔8米。墓道长26米，墓室长7米、宽5.8米。不同的是，在墓室与墓道的局部，发现有青灰色的泥浆土，并在相应的壁面上有涂抹过的光滑壁面。而且，二层台和墓道中没有遗物。

　　同样是一椁二棺的葬式；同样在外棺顶板上覆盖着4件“山”字形铜翣；周边同样贴附着10个双龙纹饰的镂空铜环；同样是墓室四壁挂满琳琅的珠串；同样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君夫人；礼器、车马器与陪葬物品的摆放完全一致。但是，26号夫人墓中的青铜器却是23件。不仅比19号夫人墓多出1鼎、1鬲、2簠、1盆，而且个个体量高大，较之19号夫人墓中的器物大出近三分之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仍然沿袭着周朝的礼仪，在天子、诸侯、大夫与士四级官宦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便是葬礼，也必须遵循严格的丧葬制度，陪葬品的规格、礼器的件数都有着严格规定。如果说礼器的件数体现了国君夫人的等级，但器物的大小却无法解释国君对该夫人宠爱有加的行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让两位国君夫人拥有的礼器个头相差这麽远？谜底或许就藏在墓中，或许伴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被永远地带走……

　　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5鼎、4簋的国之重器，体态高大，制作精美，最能反映我国春秋早期的冶炼水平；堪称标志性器物的方壶高50厘米，体形巨大，器形精美，上面饰满缠绕的龙纹；4只簋盖内侧均铸有“中（仲）姜作为恒公尊壶”的字样；铜盉高26 厘米，除柄、盖、流处分别铸有虎、龙造型外，两个侧面还用对称的龙首作为装饰，长长的龙舌夸张而传神，在两只龙角之间，一个简化的牛首将画面渲染的惟妙惟肖，是一件前所未见的艺术珍品……它们连同刻在鼎与方壶上面的铭文一起，成为确定墓地国别的重要旁证。

　　在外棺东侧，6件青铜“弄器”（手中把玩的铜器）的出土，将发掘人员的成就感推到了顶峰。这些“弄器”器型小、铸造精细。其中，短流匜、单耳罐和鍑均为国内首次面市。它们的造型和图案独树一帜，不仅反应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完美结合，也是墓主生前奢侈生活的真实写照。

　　死者佩戴的玉器和饰物遍及全身，这些玉器组合清楚，位置准确。计有面饰1组，颈饰四组，腕饰三组，握饰两组。仅左手玉握就由189颗玛瑙珠、16颗玉贝、16颗玉蚕、48颗玉龟、8颗玉珠和4颗玻璃珠编排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为复杂和奢华的两周时期玉握。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