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腕饰由1件方形牌、16颗玉蚕、 8颗玉龟、8颗玉贝、2件玉面兽和100颗玛瑙珠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细小的玉蚕上还巧夺天工地琢上了小米粒般的眼睛，且十分传神；玉龟身上绘有龙首细纹；这些具有有相当难度的加工工艺，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玉器制作水平，为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在组玉佩饰中，以七璜联珠和梯形牌饰最具代表性。也是陕西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其中，人龙合雕璜尤其值得称道，小玉人的发束每毫米竞有5根，并且根根互不交错，堪称西周中期高超琢玉工艺的代表性作品。
随葬的珠串饰物中，一串由38颗煤精石龟形珠、14颗煤精石圆珠和2件造型各异的龙形觽玉佩饰组成的煤精石串珠，排列巧妙，制作精良，格外引人瞩目。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把煤精石当作饰物，这个发现或许会成为明天的商人説服时尚人士的最好广告用语。
在出土玉器中，不同时期的玉器各领风骚。年代跨度最大的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其后是代表商代龙山文化的素面玉璧；西周的龙纹交尾玉璜和春秋时期的龙纹玉牌。它们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制玉工艺和文化，也标志着拥有它们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
大量稀有的和未曾面市的玉器陪葬品，如女立人、回首长尾凤鸟、双凤首花蕾玉佩等散放在墓主身边的单个玉器，不仅对研究商代至春秋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也成为早期断代的标准器物。它们，与青铜礼器的铭文，共同为两座墓葬的年代确认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
据此，孙秉君队长与专家们，将19号、26号两座夫人墓的埋葬时间定为春秋早期。
两座保存完整，布局整齐、排列组合遵循着一定之规的芮国夫人墓，出现在史料中记载的梁国领地上，这的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随后的“中”字型大墓是不是葬着一代国君？人们的心里既期待，又矛盾。种种迹象表明，梁带村两周墓地应该是芮国的墓地。那麽，是史书中的记载如何解释？是年代有误？还是梁国与芮国之间有着人们不知道的隐情？
答案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在你面前跳来跳去，却抓不住摸不着。
国王与太子的秘密
承载着人们太多希望与期待的27号墓，是梁带村已发现墓葬中唯一的“中”字形大墓，与26号墓只相隔三米。在拥有的两条墓道中，南墓道长33米，北墓道长17米；墓室长度9米、宽7米；是三座大墓中形制最大的一座。
发掘工作进入墓室后，经验丰富的孙秉君队长就发现，当初的建造者为了扩大椁室面积，尽量压缩了四个二层台的宽度。因此，东、西两侧的二层台仅有30厘米。这个现象反应出建造者的仓促，其中应该隐藏着十分隐秘的原因。
椁室的22块顶板保存较好，外棺上覆盖着8件铜翣，荒帷已经朽尽，只留下些许的织物残迹。铜翣的数量告诉我们，墓主非一代君王莫属。
一椁二棺的形式，与外棺四周10件双龙镂空铜环虽与19、26号墓葬如出一辙，但椁室内部的装饰却大为壮观。除了四壁悬挂有各种珠宝串饰外，椁板的四壁也悬挂着玛瑙珠管与陶珠、贝壳组成的串饰。椁室里，木制的棺罩腐朽的只剩下一个框架，在这个东、西有5根方木，南、北6根方木组成的框架上，曾经挂满了各色珠串。
墓主的骨骸已经腐朽，只剩下一个仰身直肢的人体印痕。但是，金碧辉煌、庞杂奢侈的随葬品却大多风采依旧，保留着当年的雍容华贵。棺内，烁烁生辉的是各种金器、玉器和铁器；棺外，浩浩荡荡的随葬品摆满椁室。南区是数量庞大的车马器、漆木、漆箱饰件；东区是青铜礼器和10件套的乐器石磬；东北部的乐器区，摆放着成套的漆木建鼓、青铜编钟、錞于和钲；西区是各种青铜器具。
7鼑8簋、编钟、石磬、建鼓、錞于……，无疑是在昭示我们墓主及其特殊的身份。这套行头的确非天子莫属。按照它与前两座大墓的组合关系推测，此人应该是芮国的国君。
墓主身上的佩饰极其奢侈，躯干部分佩挂有金剑鞘、金环、金韘、金三角形牌饰、金龙、金泡等金器48件。玉器多为标志着身份等级的器物，其中有七璜联珠、玉圭（戈）、玉琮、玉璧和制作精美的玉佩等。尤其是挂在胸前的七璜联珠弥足珍贵。它是由7件商代与西周时期的玉璜、1件圆形龙纹玉佩和953颗玛瑙珠共同组成，在璜与璜之间用三排玛瑙珠连接，复原长度为105厘米……
丰富的随葬品无法一一赘述，单从材质上划分，便可分为金、玉、铜、漆、石、铁六大类；从功能上划分，也可分为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用具、装饰品六大类。可以说，在以往发掘过的春秋时期墓葬中，凡是出现过的器物， 27号大墓中都有相关的呼应。
7鼑8簋与26号墓葬中出土的5鼎4簋、19号墓葬中出土的4鼎4簋，再次印证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的器用制度（用鼎制度）。三座大墓中出土的带有“芮”字铭文的铜器，如 “芮太子”（ 19号墓），“芮公”、“芮太子白”、“中（仲）姜作为恒公尊鼎” （26号墓）， “芮公作为旅簋” （27号墓）等大量带有“芮”国铭文的铜器，皆说明了梁带村墓地为芮国墓地的事实。
这个结论既肯定了墓地的国属问题，也带出了更多的疑问。梁国的领地究竟划到那里？芮国的国都到底在哪儿？两周时期，梁芮两国的地望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找出结果，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三座大墓的铭文中，“太子”与“太子白”的出现频率最高。这说明，在三次葬礼的承办过程中，太子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细心的考古人员发现，26号和27号墓的铭文中，都是既有“公”,也有“太子”;而 19号墓的出土铭文里却只有“太子”没有“公”.这个细节是否可以解释为：当19号墓主下葬时，公（国君）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国王已经先于这位夫人而去。没有了丈夫的呵护，下葬的礼仪和标准虽然不减，礼器的尺寸却被克扣的事实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先前的疑问。幸运的26号墓国君夫人先国王而去，葬礼有国王督办，太子自然是不敢松懈。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那麽，隐藏在国王与太子之间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在进入墓室之初，经验丰富的孙秉君队长就发现，4个二层台的宽度被明显压缩了，意在扩大椁室的面积。为什么不在设计时就做好规划？仓促之中似乎暴露出太子的心不在焉。
按照《礼记》中“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的记载，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放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是，青铜礼器中存在的良莠现象，却令上述解释站不住脚。
在诸多礼器中，堪称国之重器的鼑和簋，设计精美，制作精良。蹊跷的是，同一批次，相同的工匠，制出的的器物却有粗、细之分。加之与19号墓葬相同，少量玉器有明显的改器形现象，太子的粗心与急躁便暴露无遗。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