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3-4月份 ,我正在迪化的职业学校上学。一天，突然来了两个人，说：“你们要搬家，赶快回去看看。”因为我平日住在学校，所以没什么疑心就跟他们上了车。谁知他们却把我带到了西河坝。下车进狱后，我见到了丈夫黄永清，还有不少老弱病残人员。后来渐渐和大家熟悉了，认识了朱大姐（朱旦华，当时是毛泽民的夫人）、杜妈妈（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独伊（瞿秋白之女）等人，才知道他们是被盛世才关押的八路军及其家属和子女。

　　我这个生长在偏僻南疆的人，原只知道世界上有个迪化城是个大地方，和这些人接触后，才知道大地方多得很他们来自湖南、四川、上海、广东等地 .这些人远离家乡为穷人打天下，现在被敌人关押受苦，我从心底钦佩他们。狱中的同志们见我年纪小，还让我和周剑、曾明由等人一起学文化。除了学习算术和写字，有时还由刘勉同志给我们讲青年修养知识。这使我在文化上有较快的提高，初步了解了做人的道理。

　　秋天，我在西河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狱中的同志们非常关心我，有的服侍我坐月子有的教我带孩子，有的送我小孩衣服和包单，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正巧这时财政厅送来了黄永清软禁前的提成奖金由于纸币贬值，所以记得是一麻袋钱。大家都要求给孩子过满月热闹一下，但黄永清看到组织经费困难，就把整数交给了组织，把零头交给了张风英同志，委托张大姐采办满月物品。结果大家弄来了肉、菜、瓜之类，大家一起吃了一顿。在此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融洽和温暖。

　　这时的软禁生活是很艰苦的，我只能给小孩喂面糊糊。有病没药，也不让到外面治疗。孩子在1943年5月得了肺炎，死在了狱中。当时我很伤心，杜妈妈和独伊等人经常来看我，后来还让我到她们的房子里住，待我胜过亲人，这使我在悲痛中得到了温暖。

　　1943年夏6-7月 ,敌人把软禁在西河坝的老弱病残人员押送到了七道湾。七道湾的监狱生活比西河坝更艰苦。敌人不但在生活上克扣大家，还严密监视。为了不让大家看革命书籍，敌人还经常突然冲到屋里查看，把发现的马列书籍全部拿走。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张玉兰就分管带孩子和放哨，尽力给大家创造学习条件。当时朱大姐、杨医生、张大姐常到杜妈妈房里来说话办事。每逢这种时候，我就给她们放哨。有时同志们需要集中，我和张玉兰就把孩子们召集起来，给孩子们讲故事、教歌曲。

　　1943年冬天，敌人又把我们转押到第四监狱。这时我和张玉兰、张大姐、熊琦等人住在一起。第四监狱的生活更苦，每天都是咸菜和馍馍，看病更困难。而且敌人开始传唤和提审我们了。我在过堂前曾受到朱大姐、杜妈妈、独伊等人的鼓励，有时他们还教给我应付敌人的话。过完堂后，我再向她们汇报过堂的情况，其他的家属也是这样，所以敌人分化瓦解革命同志和家属的阴谋失败了。

　　在第四监狱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敌人封锁消息，陈潭秋、毛泽民周彬 、林基路三位同志被害之事延至1944年秋才传到狱中。同志们闻此噩耗悲愤无比，各牢房都开了追悼会。朱大姐听到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后，表现得很坚强，她鼓励大家不要哭泣，不要消沉，继承先烈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与反动派斗争到底。为此，朱大姐自编了很多诗歌教给自己的孩子毛远新，以铭父志。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坚强的女性，心中对她充满了敬意。

　　1944年冬天，要把我们新疆籍人（5个 同其他同志分开，我们不同意，便与敌人进行理辩。但凶神恶煞的看守连踢带绑，强行把我们拖走了。我当时反抗得最厉害，所以被捆绑后由两名看守架着拖到了后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组织和同志们奖给我一块粉红色的布。记得我用它做了件短袖衬衣，穿了好长时间，但从此我就失去了同志们的帮助和指导。 '

　　敌人趁此机会，加紧对我们提审过堂，每次都劝说我们出狱，这是想从我们家属身上打开缺口。有一次，敌人又提我过堂，说黄永清死了，催我出狱。那时我年轻，文化低，失去了所有的依赖便没了主意。所以当时什么也没说，回去后就赶快从门缝里塞条子给杜妈妈，问：“我该怎么办﹖”杜妈妈说：“先看看黄永清的尸首再考虑去留。”三天后敌人又提我过堂，问我出狱之事考虑得如何，我就按杜妈妈教的话说了。

　　没料到敌人立即同意，他们把我带到新监狱，我在办公室时呆了一会儿，敌人就带来了黄永清，这使我非常吃惊。黄永清因误听了看守的胡说，以为我自己要出狱，所以很生气，问我：“你来干什么？”我不懂这里的奥妙，只是委屈地说：“小孩早死了，他们现在又说你也死了。让我出狱。我想看个究竟就来了。”黄生气地给我写了休书。

　　回到住处后，在伤心和孤单的情绪中，我决定出狱，并向杜妈妈她们告别。杜妈妈说：“走可以走，但不要把我们狱中的情况向别人说。”就这样，我含泪离开了女牢，暂时栖身在南门的姐姐家里。

　　半个月后，张玉兰、段进启、黄永清到我姐姐家说人都被放出来了，就这样我们结束了监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