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近期频繁见诸报端。由于撰文批评“流水线作画”，加之文中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做出诸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评价，郭庆祥被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做出赔偿原告范曾七万元人民币并致书面道歉的处罚。一纸判决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媒体的批评言论究竟应该坚持怎样的底线？更有热心人士建议制定一个关于文艺批评的法规，从而让媒体按照这个标准“安全”地评论。

    其实，近些年由文艺批评而引发的笔墨官司不在少数。比如，建国以来首例文艺批评案安徽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方义华诉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干部许建海、中国电影周报社侵害名誉权案，前几年宣科就“纳西古乐”诉《艺术评论》案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文艺批评的现状和软肋。这些文艺批评所遭受的责难，无非是批评话语被断章取义、乱贴标签，或对他人造成侮辱贬损和言语攻击等。文艺批评和学术争鸣稍微猛烈些，就可能被指控“名誉侵权”。

    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一些评论家和部分媒体开始收口，开始格外地慎待批评，这造成长期以来批评界特别是纸媒的绵软无力，文艺批评渐成温吞水；一场接一场的作品研讨会，已沦为评论家们的捧哏会和树碑立传会；一些报刊刊发的评论文章，失却了应有的棱角和锋芒，不是打一下摸三下，就是顾左右而言他；部分批评家也玩起这些文字障眼法，读者从其文字中体会不到思想的撞击，感知不到激浊扬清的力量，发现不了独具慧眼的洞见，批评家思想的利刃正在法律的威慑下被庸俗的世故人情磨钝。

    一些纸媒锐气的消磨使得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言论被迫流向网络。前不久，一位评论家向我抱怨说，他写的诸多批评类文章都因为太过犀利和尖锐，而不能见诸主流报刊，只能在网上一“荐”后便被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淹没。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担当的学者和批评家，他显然更希望自己的言论被主流媒体印成铅字后供读者品鉴，而非只浮光掠影地在互联网上一闪而过。可现实是，一些媒体越来越趋向于“稳健的批评”，而回避真问题。

    批评自有其尺度。在我看来，无论采取什么尺度的批评，媒体的“性格”必须要坚守，我个人更欣赏“有力量有担当”的媒体，一个媒体如果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仗义执言，整天发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章，那它的存在就未免太“轻”了些。面对评论，媒体的激情和血性不能丢，正所谓，“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文艺批评要敢于直言

    陈鹤龄

    在文联的精锐部队中，有一支劲旅被称为文艺评论家协会。批评和评论古往今来都是推动文学发展、文艺繁荣的强大力量。

    批评和评论要有思想、要有见地，更要有胸怀和胆识。前几天，读到一位朋友的《当文艺批评遭遇“安全”问题》的文章后，感慨颇多。纵观文艺现状，人为的禁忌和世俗的潜规则都在或多或少的左右着批评家、评论家的思想和手脚，不敢放胆更不敢放言。其原因就是有些“权威”碰不得，即便他的画作或诗作、小说或散文、歌词或歌曲有明显的硬伤，漫说是目光如火的评论家，就是普通百姓也能看出的硬伤，你却不能客观的、正直的、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之所在。否则你就是人身攻击、你就是侵犯名誉，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犯上做乱，甚至“权威”还会把你告上法庭，所以朋友无限唏嘘地发出“批评家思想的利刃正在法律的威慑下被庸俗的世故人情磨钝，”的无限感叹！

    某些“权威”正在或已经成为摸不得的“老虎屁股”，评论的自由空间似乎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在北京居住的“窄而霉小斋”。说到沈从文，随便谈谈沈从文关于批评的故事。沈从文也曾批评过鲁迅，但他同样承认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对于沈从文的批评，鲁迅并没有怒发冲冠，撰文棒打，相反却认为沈从文是中国优秀的作家。批评者的胆识和被批评者的胸怀跃然纸上，令人扼腕称赞。当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知比鲁迅、沈从文时代要好多少倍，但文艺批评的环境却不敢恭维。你在“权威”，还有鲁迅权威吗？鲁讯都能“俯首甘为孺子牛”，你就一点担当的胸怀都没有吗？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