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仔细打量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就不难拨云见日，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名媛与那些浑身沾染各类恶习(要么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要么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阔少迥然不同，她们率先挣脱羁绊，对女性的天赋人权寸土必争，个人进取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均异常强烈，物质享受、感官刺激根本无法俘虏她们的芳心。她们将鹄的悬之高远，锋头劲锐而凌厉，一旦毅然决然地踏上精神世界的寻梦之旅，就九牛拉不回头。

 

　　在世间的诸多梦想中，有个梦想一度最难实现，那就是超越古希腊神话中的蜡羽飞人代达罗斯，驾驶银鹰翱翔于广袤无际的蓝天之上。这个梦想若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人们心目中的一些中国弱女子来实现，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美国女飞行家路易斯·萨顿有句名言：“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更适合驾驶飞机。”然而这句话要得到男同胞的普遍认同，其几率简直比天出二日还要小得多。

　　1934年，宋美龄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组建中国空军，这位第一夫人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将女性的特殊印记铭刻在中国航空史上。她对空军情有独钟，一生最喜欢佩戴的胸饰即为空军飞行徽章。宋美龄深知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明晓中国空军家底之薄：建军伊始，竟然只有区区200架战机，真正能够上天作战的不到100架，它们差不多全是濒临淘汰边缘的旧机种。

　　当年，那些疯魔的追梦女子被人视为“超级怪胎”，她们要驾驶银鹰飞上蓝天，仿佛徒步穿越十去九难回的戈壁无人区，这个过程极其不易。她们居然能够实现梦想，是因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交互作用所致：她们都生长于富贵显赫的家庭，财力相当充足；她们均具备非凡的胆魄和牺牲精神，敢于冒险，不惧死伤；她们皆为意志坚定的追梦者，不知道何为放弃；她们能享受到各类“绿灯”的便利，得到可靠的援手，无后顾之忧。这些条件只要短缺一项，就会一筹莫展。

　　1933年，中国名媛李霞卿报考日内瓦科因特林飞行学校，考官向她抛出一个疑问：“聪明的女士，你如此美貌，为什么选择飞行？”李霞卿应声而答：“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飞行是男人的事，似乎与女人无缘，我就是想做女人不大做的事情。”后来，李霞卿还曾因类似的质疑反问过某位男记者：“难道飞行不是高于一切的事情吗？”

　　1943年3月，美国专栏作家英戈·阿瓦德采访李霞卿后，这样写道：“她将头轻轻地靠在一只枕垫上，只见她有一双大而聪慧的眼，一对柳叶眉，一头乌黑的秀发，很难想象就是那双美目要数小时紧盯着飞机的仪表盘，而那双精心涂抹了极品指甲油的纤纤玉手曾经沾满油污，更加不可思议。”

　　人类社会参差多样，精神力量的不整齐乃是最大的不整齐，由此形成新的秩序，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大家闺秀王灿芝、李霞卿、颜雅清、郑汉英、杨瑾珣、李月英(美籍华人)飞越蓝天，挑战极限，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国女性的豪情胜概，还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定理——智慧与美貌可以兼而有之，凡是男人能够做成的伟业，女人也一定能够做成。在精神层面上，这些显著的范例极为有效地鼓舞了中国半封闭半蒙昧环境下的女界同胞，只要她们走出闺阁，追求梦想，就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