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众多的掌握外语和专习英语的女知识青年，驰骋疆场，有的深入前线坑道，进行对敌广播喊话；有的和男战友一道，在战场上收容、讯问被俘敌军官兵，将他们转送到前线战俘收容所；更多的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参加对美、英等多国军队管理工作。
捕获大批战俘急需翻译
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各高等院校的青年学子积极报名参军，湖南大学英语系包括周缮群、吕斌两位女同学在内的7名同学被批准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捕获了大批战俘，急需翻译人员，因此，周缮群和她的同事、原中学英语教师吕章法二人，奉命赶赴朝鲜志愿军战俘营所在地碧潼（位于朝鲜半岛东北部临近中国边境）工作。
战士上前方，一般均是集体专车运送，或随部队行动。然而，周缮群2人从北京出发，到了安东（今丹东）却得自己寻找顺路的运输车辆前往目的地。当时，连接安东和新义州的铁路大桥已被炸断，她们便绕道凤凰县过江到朝鲜的青水，转乘小轮船，逆鸭绿江而上，抵达碧潼。
正在南京大学艺术系学习的方平，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随后进入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学习。1951年夏，方平等9名学员被调派到朝鲜志愿军俘管处担任翻译工作。方平被分配到渭源俘管4团登记股担任翻译。渭源濒临鸭绿江南岸，气候异常寒冷，冬季最低温度达零下43摄氏度。在南方长大的方平，在渭源的严寒中，不仅是脚后跟和脚趾，连脸也被冻伤。因此，她出门总是戴个大口罩，只把眼睛露在外面。
刘禄曾是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专业的学生，行将毕业时，报名到朝鲜后，被分配在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担任英文翻译。在作战部队，刘禄曾参与收容、转送、问讯、管理美、英战俘等工作。上甘岭战役前夕，她被调往前沿阵地。作为一名英文翻译，散发传单、广播喊话、讯问俘虏是她的主要工作。
“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
“争取和平，反对战争！”
刘禄曾在坑道里拿着话筒，用英语对前沿的美、英军官兵进行广播喊话。
有一次，刘禄曾同一名美军战俘谈话。这个战俘是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的新兵詹姆斯·柏特纳。
“你放下了武器，不必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你为什么要入伍当兵？”刘禄曾问柏特纳。
“我喜欢旅游，但是没有钱买车；因偷了别人的车，要判刑坐牢。朝鲜战争爆发，政府和军方说，入伍去朝鲜，可以免除刑罚坐监牢。还说，朝鲜的苹果很好吃，女人很漂亮；在军队里，有喝不完的美酒，薪酬也高。这就是所谓的‘3W',工资（wages）、醇酒（wine）、女人（woman）。我就答应入伍了。”詹姆斯·柏特纳回答。
“军方说是’执行联合国的警察任务‘.随军牧师也说：’上帝与你同在，我每天都为你祈祷。你在朝鲜战场上将是平安的。‘哪知道我们美国陆战第1师和志愿军刚一交手就遭到惨败。我头一回上战场就当了俘虏。”
志愿军第9兵团俘管团收容所正准备将包括詹姆斯·柏特纳在内的一批战俘送往后方战俘营时，柏特纳病了，发高烧。刘禄曾请来军医，诊断是感冒，给他吃了药，病情好转；考虑他身体虚弱，刘禄曾特地请求领导，批准在后送途中让他乘车。有一次，一位小战士用手刮柏特纳的鼻子逗他。刘禄曾看到后，对小战士说：“刮鼻子是对人不尊重，属于侮辱人格。以后不能开这样的玩笑。”这些事给詹姆斯·柏特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渐渐开始理解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思想变化很大。他庆幸没有在朝鲜战场上送命，而是当了俘虏。
刘禄曾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的顽强表现，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赞扬。作家魏巍在志愿军第24军编写的《志愿军女军人》一书的序言中，对刘禄曾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城市小姐、女大学生，经过战争的考验，在很短的时间里成长为志愿军管理美、英俘虏的翻译干部，大加称赞。
战俘名单资料翔实
战俘名单和档案资料工作是俘虏管理工作重要一环。战俘资料包括：战俘卡片、战俘名册、战俘档案。详细记载了战俘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文化程度、入伍时间、军号（俗称“狗牌”）、部队番号、职务、军阶、被俘时间、地点、所在俘管团队等等。方平、周缮群、吕斌、赵达、向佩英、周良瑶等许多女翻译和俘管干部都承担了此项任务。她们将战俘的这些基本情况和资料死记硬背，牢记在脑海里，被战友们誉为“活字典”.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俘的交换和遣返；而在遣俘问题上首先碰到的是双方交换战俘名单资料。朝、中交给美方的“联合国军”资料准确、完整。尽管英、法没有代表参加停战谈判，但英方有所了解后，认为我方的战俘名单“符合实际情况”.法方也很满意。美方惊奇地发现，他们已宣布“死亡”的20多名美军士兵竟赫然出现在我方提交的“联合国军”战俘名单中。在事实面前，美方不得不承认“并未发现不符之处”.
与此相反，美方给朝、中的被俘名单，仅有英文拼音姓名，没有朝文、中文名字；还有就是美方编的战俘号码。此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简直是一笔糊涂账。
朝、中在遣俘问题谈判中首战告捷，许多女翻译和俘管干部及时提供准确而完整的美方战俘名单资料，功不可没。
一本《英中军事术语小辞彙》的诞生
志愿军翻译人员和俘管干部大都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在学校里所学的都是日常通用英语，即使从美、英等国归来参加抗美援朝的留学生，英语水平很高，但对军事术语和专业辞汇并不熟悉。例如：“sergeant”,旧译“军曹”,后来译作“军士”;陆军又分“军士长”、“上士”、“中士”、“下士”;而海军和空军又各不相同。“Black Widow”（黑寡妇），起先不知指什么，后来才知道系指“P-62型战斗机”;“Super Fortress”或“Flying Coffin”（“超级空中堡垒”、或“飞行棺材”），系指B-29型轰炸机。至于“BAR”（简称“BAR”-勃朗宁自动步枪）、“AA”（Anti-aircraft-对空、高射）、“FO”（Field Orders-野战命令）、“Can”（厕所）等，大量的这种美国军用略语，起先更是不知所云。
据女翻译周缮群回忆，俘管处王央公主任指示成立了一个《英中政治军事用语小辞彙》编辑组，由袁锦翔任组长，美、英归国留学生王德功、聂崇信等参加，女翻译赵达、周缮群等都是成员，还吸收了数名美、英战俘帮忙。仅用半个多月，一本名为《英中军事术语小辞彙》（《A Glossary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Terms》）的小册子印制出来。该《辞彙》版本大小为12.5×17.5厘米，共129页。分5个部分：编制及人事、作战、装备及供给、医药用语、其他（包括美军俚语105条）。另外还有5部附录：美国陆军徽章、英国武装部队名称及徽章、美国武装部队徽章及徽志、步枪各部件名称及插图、美国军用略语。开头还有4部辞语：国际知识、政治、经济、思想意识。105条美军俚语、军用略语，以及许多美、英军事辞汇，美、英部队徽章及徽志，步枪部件名称及插图等，都是美军战俘积极分子提供的。
这本《辞彙》作为参考工具书，对当时工作很有用处，发到志愿军师级以上部队及机关英语干部手上，大受欢迎。周缮群至今仍保存着一本，只是封面已破损丢失。笔者也收藏了一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和变迁，这很可能已成孤本。
参与“细菌战”调查
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中外代表团，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率领，于1952年8月来到碧潼志愿军战俘营，进行调查取证。一直参与反细菌战工作的女英文翻译周缮群、林锦霞、李清菊奉派参加接待工作。
在战争期间，美军对朝鲜发动过大规模细菌战。从1952年1月至3月，发现侵朝美军在朝鲜北部地区7个道44个郡、志愿军战俘营周边地区以及中国境内用飞机投掷和火炮发射的细菌弹，共达804枚。
一场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许多参与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飞机被志愿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大批美国空军飞行人员被俘虏。在志愿军宽待政策的感召下，先后有25名美国空军飞行人员打消了顾虑，交代了自己投掷细菌弹、参与细菌战的事实。首先做出交代的是美国空军中尉飞行员约翰·奎恩（Johns.Quinn,军号是17993）和美国空军中尉领航员肯尼斯L.伊纳克（Kenneth L.Enoch,军号02069988）。
此前，中外代表团曾到美军投掷细菌弹的许多地方进行过实地调查，目睹了美军布撒细菌的现场，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物证和人证材料。
在即将结束这次调查活动时，志愿军俘管处王央公主任举行宴会欢送中外代表团。席间，年纪最长的意大利代表举起酒杯除向俘管处的领导表示谢意之外，特地要向3位女翻译干部敬酒，以表彰她们在工作中的积极配合和热诚接待。一下子几乎所有外国代表都举起酒杯站了起来。3位女翻译干部一时不知所措。王央公主任站起身说：“贵宾们！谢谢诸位对我们女翻译干部工作的表扬。但她们不会喝酒。酒，就免了吧。谢谢了！”廖承志也站起来帮她们说话，这才解了围。
正当“上甘岭战役”（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激烈地进行时，一场特殊的运动会（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营际奥运会举行，14个国家的战俘运动员代表500多人参加田径、球类、体操、拳击、摔跤、拔河等27个项目的比赛；一切均按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程进行。运动会在战俘的要求下，女翻译干部应琳，自告奋勇，承担起了主编运动会纪念册的任务。1922年出生的应琳，祖籍上海。南朝鲜归国华侨。曾先后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她运用自己谙熟英语、朝鲜语等的优势，往来于各俘管团队之间，收集了运动会资料、图片，战俘们撰写的文章、感言、诗歌。纪念册以35页的篇幅，刊载了109幅图片，26篇专题报道，1953年初，纪念册一经面世，在战俘营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战争期间女翻译们还协助战俘办了一份油印报《走向真理与和平》。随着战俘思想情绪逐步稳定、物质生活改善，1952年春，美国黑人战俘普雷斯顿·里奇建议，办一张内容更加丰富的定期刊物。于是，一张16开本半月刊正式诞生了。编辑部共有6名工作人员：编辑普雷斯顿·里奇；美术编辑英国战俘柯克斯；打字员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印刷、装订、发行为南朝鲜战俘小金；中方调派两名女翻译干部协助战俘们工作：一个是清华机械系毕业生朱永波；另一个是外语学院出身的卢江。
《走向真理与和平》的发行量很大，篇幅不限。1953年1月30日的一期竟多达65页。它不仅在战俘营发行，还传到了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看过这份刊物的莫不惊叹：”战俘办报，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战俘们的文章被许多中外通讯社和新闻媒体引述转载。战俘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半月刊十分重视，有的战俘把登载的自己的文章剪下，寄给家乡亲友。有一个战俘的文稿被采用了，收到了编辑部的报酬：香烟和剃须刀，他和同伴们乐得手舞足蹈。半月刊从创刊起，一直到停战，从未间断过。
“家书抵万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杜甫《春望》中的着名诗句。根据《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精神，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交换战俘信件问题。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准许和帮助战俘们同其亲友互相通信。为此志愿军各俘管团、队均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开辟了多条收转信件的渠道。
吕斌、袁善如、方平、周缮群、赵达、向佩英、林锦霞、胡文鸾、梅祖芬、钱美得、骆继舜、朱永淑等众多的女翻译干部和俘管人员，都曾承担处理和收转战俘信件的工作。圣诞节前由国际红十字会转来的英、美战俘的家信，大麻袋中装着数不过来的信件，为了尽快分发到每个收信人手里，又必须一封封认真分拣，重复的工作、大量的阅读、数不清的俘虏信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2年4月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志愿军发出战俘给其亲友的信件就有12.9万余封。战俘们收到亲友来信35.4万余封。
战俘能同其亲友进行通信联系，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美、英战俘们得到其父母妻儿等的信件后，情绪高涨，有的当众宣读，或给同伴们传阅，或是将亲友来信和照片张贴在墙上，让战俘同伴们分享喜悦。美军战俘詹姆斯对女友说：”我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被当作朋友。“据《北京晚报》
